大家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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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诗歌，有时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中国诗歌在中国才能代替宗教的任务。确实，西方社会有一个宗教作为人生的参照，他们若有不能解答的精神难题，都可通过宗教来探求、解决，你只要相信，宗教就能为你出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人生观重视的是今天，是此在，他们不愿轻易抛弃人世，更不愿迅速从此岸过渡到彼岸。这就决定中西方的价值观，在人生的层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国人生背后的参照系，主要不是宗教，而是文学——尤其是诗歌。

　　因此，这次大地震之后的诗歌勃兴，不过是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诗歌情怀的一次重温而已。不过，当灾难时期的诗歌写作成了一个热潮，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苦难记忆？灾难的启示，并不会直接产生文学，灾难记忆只有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时，它才开始具有文学的书写意义。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这种事实之间的叠加，可以强化情感的强度，但难以触及灾难背后的心灵深度；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文革年代的“忆苦思甜”与后来知识分子中的“自我反思”有何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一种事实记忆，后者则是一种价值记忆。

　　苦难是表层的经验，创伤则是一种心灵的内伤，而文学所要面对的，应是一种被心灵所咀嚼和消化过的苦难。只有这样，作家对苦难的书写才不会把苦难符号化、数字化，才能俯下身来体察一个人、一个人的具体创痛。正如朱迪斯·米勒在谈论“大屠杀的意义”时所说：“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确实，巨大的苦难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苦难叠加而起的，伟大的同情也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同情累积而成。“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要理解汶川大地震这一巨大苦难，数字和术语同样是苍白的，仅仅通过惨痛的事实叠加，绝写不出好的诗作。中国诗人经过一段苦难中的情感积淀，如何才能从一种浅表的事实记忆里走出来，真正去理解“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的个体创痛？我想，这需要诗人们具有一种价值想象力。以想象来激活事实，以想象来照亮苦难中每个人的表情，从而将苦难背后的人生感受刻写出来，使苦难凝结为一种创伤，使记忆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经验，这样的文学书写，才能获得一种广阔的深度。“古拉格群岛”和“布拉格之春”作为一种苦难，在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能获得一种富有深度的书写，就在于他们把这样的苦难转换成了一种民族的创伤，苦难才没有在文学书写中失重。中国自二十世纪以来，经历的苦难比别的民族更深重，但一直未曾诞生像《古拉格群岛》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杰作，问题还是在作家身上——他们无法从事实走向价值，也无法以苦难理解创伤。

　　因此，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诗歌写作风潮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诗人们并不能轻易卸下苦难的重担——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资源，大地震背后复杂的人生面相，诗人们还远未触及。前一段的诗歌写作，主要是以强烈的情感作主导，所以，写出来的诗歌，面貌都比较单一，如何才能从一种情感的累积走向以创伤记忆为基础的存在性的书写，这是当前的诗人们要共同面对的难题。大灾难时期的情感被急促的文字凝固下来之后，诗人们尤其要警惕那种抽象的数字和说法对这种情感的瓦解：大地震不仅是国殇，也是每一个受难者的个体悲剧；大地震不仅是自然灾难，也是一种人类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或许今后我们无法避免此类悲剧的重复，但通过留存一种创伤记忆，使这种创伤记忆参与到所有活着之人的人生之中，文学的意义就真正显现出来了。

　　写作，说到底是一种个体伦理，群体性的情感宣泄只会是暂时的，最终，每个写作者真正需要面对的，不过是自己的内心。面对事实，理解创伤，让记忆沉下来，让心灵发声，让苦难不因时间的推移、也不因贫乏的书写而失重，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平静下来之后，在写作上重新出发的精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