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道，有外国旅华学者说，“标语”应该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列为可代表中国的符号。

　　标语成了代表中国的新符号，背后是政府机关对标语的依赖。在一些人看来，要做好工作，离不开标语，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标语依赖”，应不为过。

　　如果不在墙上、马路上刷标语、写口号，政府的活能不能干？行政效率会不会降低？大家可能还记得孙志刚事件，国务院以此为契机高效率地终结收容遣送历史；国家扶持“三农”，直补款很快就发到了种粮农民手中等。这些，几乎都没来得及刷上标语与口号，就已经有了结果。这些高效率的工作，至少可以说明，标语与口号，无论是如“关爱女孩”这样的温暖标语，还是如“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的霸气标语，都与依法行政没有本质联系，可有可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把刷标语、拉横幅视为高度重视，视为有社会影响，视为本职工作。于是，好的、坏的、积极的、消极的、昨天适用但如今已经过时的口号随处可见。从本质上讲，这种“标语依赖”是一种“造势”，造势者满足于以标语代替落实，以口号代替行动，浮光掠影，结果则是有花无果或少果，中看不中用，甚至劳民伤财。

　　此外，不少人以为多刷标语、多喊口号就有利于发动民众，凝聚力量。其实不然。从接受心理学角度分析，“标语行政”拉开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必然导致大家的反感和抵触。

　　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的职能要求与标语、口号格格不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定位。要做到这些，离不开求真务实，对工作需要一件一件落实，一步一步地落实，靠的是具体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由是观之，不仅那些野蛮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落后的、腐朽的标语需要清除，那些积极的、正面的、与时俱进的标语、口号存在的价值也不大。

　　不仅那些野蛮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标语需要清除，那些积极的、正面的、与时俱进的标语、口号存在的价值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