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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在线

寻找民国画廊的“原作”

  《岂有文章觉天下》

  羽戈 著

  华夏出版社

  2014年7月第一版

  叶雷

  传统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治国传统,其“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的四大理想,对当今的知识分子可谓影响深远。无法占据现实政治上的一席之地,也会将其“经邦济世”的愿望和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倾注于那“一部稿”中。青年学者羽戈将新著取名《岂有文章觉天下》,显然是正话反说,对目的抱持着一种敬畏态度,但“启蒙”色彩洋溢全书。

  “历史是一面镜子”,士大夫的那“一部稿”总忘不了拿历史来说事儿。只不过,就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历史在士大夫们的“复制”之下,婊子的属性演绎得精彩纷呈,别说“一言可以兴邦”,不误人子弟就阿弥陀佛了。实际上,那“一部稿”究竟算不算得上“文章”,也是值得怀疑的。“文章”不能觉天下,“功业”自然误苍生。

  民国时期,枭雄辈出,文豪不少,新文化风起云涌,传统国学也云蒸霞蔚,我们熟悉而又陌生,自然就有了如今的“民国热”。民国史与以往历史的不同所在,就是它播下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并进行了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自然被赋予了“启蒙色彩”。羽戈的《岂有文章觉天下》也不例外,拿民国来说事儿,撕开近代人物的思想和政治脸谱,只不过其目的,是围绕“宪政”这一核心,争取在还原民国政治画廊“原作”的同时来“觉天下”。

  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学转向了历史社会学。开篇《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羽戈从托克维尔说起,用意不言自明。“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的阻力与革命的引力、革命的压力与改革的动力,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能被转换。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却留下了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虽名曰革命,实质上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革命式的改革,改革式的革命,会是一枚硬币的哪一面呢?

  《为什么是黎元洪?》传统视角的解读已了无新意,但浴血奋战的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将善后的开会地点选在咨议局这个立宪派的大本营呢?羽戈正是从历史细节中寻找意味深长的遗韵: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作为最不坏的人选,“素无革命思想”、甚至在起义当天还首刃革命党人的黎元洪,被推到领袖的位置,究竟是阴差阳错、无奈之举,还是共和的真正要义?

  一代儒生陈布雷,“虽无大贡献于国,然立身行己,差无愧怍”;然明知百无一用是书生,却误入政治,即使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多被后人否定。陈独秀的自负与自信、不羁与独立、狂放与坦荡,注定了他一生孤独,一生都在背叛,一生都在与时代和自身作战。读鲁迅,可以发掘我们生命的深度,读胡适,则可以拓开我们生命的宽度,也许胡适真正的精髓,就在于“不知容忍,就不知自由;不知怀疑,就不知真理;不知宽容,就不知正义”。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总结著名报人喻血轮,最合适的就是那首《诗丐》:“为感浮生亦太劳,可怜无地处英豪。伤心未是中原事,犹向狂流着一篙。此衷苦况向谁说,欲哭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正如羽戈所言:“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不要有过高的奢盼,否则将得不偿失。我相信,等你读通了近代史,最大的收益,未必是找到了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岂有文章觉天下?所谓的“启蒙”,都只是相对于信仰而言的,就如羽戈在《谈蒋氏父子》中分析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左手儒家,右手基督教,到底以何为本?当人们停止信仰上帝,或者他们什么都不信,或者他们什么都信,或者他们信又不信、不信又信,这和被问“你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小布什总统用“耶稣基督”来悍然回答一样。中国人,刚说一句“阿弥陀佛”,也会随时接下一句“上帝保佑”。那么,你需要怎样的“启蒙”呢?文章觉天下,注定是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