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郑长忠，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轮值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政党理论、群团组织等。出版有《确立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等多部著作，在《人民日报》等各类报纸、期刊、网站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百篇内参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及各级党政机关采纳和使用，60多篇（条）文章和视频被学习强国转载，并获得3000多万的点击量。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利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是每一座城市的时代命题。
与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底层逻辑是否发生变化？要创新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哪些是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要务？对此，佛山日报理论周刊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对以上问题一一作出解答，为佛山的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时代，社会治理转型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规避“三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以数字技术手段推动转型发展。
《理论周刊》：与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郑长忠：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从量变向质变的跃升，数字时代正在全面到来。数字技术不仅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也推动了人们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存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作用于生产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以及治理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数字化带来的是整个文明形态的跃升与转型，其影响是整体性、全方位与革命性的。
具体到社会治理领域，主要是对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数字技术对人的生存形态的影响，不仅是在物理空间，也在虚拟空间——人们组织与互动方式不只通过线下，还可以通过线上进行跨区域互动，并且这种互动的速度也非常快，其中，数据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必需紧紧抓住数据这一要素，从整体上把握人们生存形态、交往方式的变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与革命性重塑。
当下，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最大的挑战在于观念。不同的人基于其知识结构与背景，对数字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首先，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定着新型社会治理形态的性质。我们要将这一理念与数字技术运用相结合，才能为数字时代城市治理明确方向、确定内涵。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守和践行的发展思想，也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之融入并主导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历史意义。最后，数字时代的各种服务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和可数字化，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关系到未来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能否切实满足人民的需求以及有效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决定着数字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性。
为了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得到切实落实，就必须预防三种观念和倾向：
第一，技术中心主义。因为数字技术可以使社会治理更加精准化、精细化，再加上技术设计上的高门槛性，很容易使人们陷入过分依赖技术及单纯依靠技术人员的误区，走向技术中心主义。如果在缺乏对整个社会治理逻辑认知基础上，单纯在技术层面上实现数字化，往往会造成“硬件浪费，软件不到位”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老问题，反而增加了新问题。
第二，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体力量，是参与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角色。但是，必需认识到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要预防资本中心主义，不能唯利润是图，而把“人民”这一主体丢了，要处理好企业发展的资本逻辑和社会治理的公共逻辑之间的关系。
第三，国家中心主义。政府的管理仅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此之外，还要让人民群众、各类群团组织、治理体系中的各主体要素有发言权，进行“智慧众筹”，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同时，在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相关法律和规则都将产生重大创新和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必须贯穿于这些法律和规则的全过程中，而不是简单地基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逻辑而展开。
总而言之，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及转型后的数字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数字技术手段来推动发展，构建起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这种的理念与体系的建立，是此次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推进“两个体系”有机融合，着力点在哪？
不能只顾“数字化”，而忘了既有社会治理体系，要在原有体系上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理论周刊》：在数字时代社会治理新的逻辑变化之下，如何构建新的数字化社会治理大格局？可从哪些方面作为“切入口”？
郑长忠：构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意味要将过去工业时代所形成的文明成果、社会治理方式推倒重来，而是在此前基础之上进行扬弃，实现迭代跃升与创新发展。
要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必须看到数字时代到来所形成数字技术支持体系与社会治理运行体系之间的关系。数字社会有其自身的技术支持体系，我们可从城市底座、智能中枢、运行平台以及应用场景来构建基于数字技术运用而形成的全新技术支持体系。因此，必须处理好数字技术支持体系和社会运行、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机融合。同时，我们要在既有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之上，观察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治理体系之中，除却技术外，还有哪些新的要素出现，有哪些新的运行状态与形态发生改变。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至今，政党、国家、社会、市场、个人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要素。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可用六个关键词进行总结：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技术支撑。那么，如何将当下社会治理体系置于数字化背景中，推动数字化转型，并通过不断完善，使其适应数字化的发展新环境？我们不能只顾“数字化”，而忘了既有社会治理体系，要在原有体系上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文明发展形态与社会运行形态的整体性转型背景下发生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我国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与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几乎同频共振和相互叠加。因此，数字技术其实已经嵌入我国社会发展的量变进程中，每一次数字技术的变化、创新、发展，对我们的行为方式、经济方式、运行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产生了影响。当前，数字技术影响已经由量变阶段进入到质变阶段，数字化转型开始从原来的单技术应用、分领域推进、局部性突破的特点向现在的系统化集成、全方位发力和整体性跃升的特点变化，数字技术支持体系构建以及推动其与社会治理运行体系的融合和运用都应有整体性设计与通盘性考虑。因此，很难说从某一个单一的“切入口”进入。
在国家治理体系四梁八柱已确立，“社会”这一维度已形成既有治理体系的情况下，若说当下阶段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一要务，便是以顶层设计为着力点，整体推进数字技术支持体系与社会治理运行体系的有机融合。
“技术屏蔽性”难题下，如何实现多元参与？
一方面以技术刚性来破解体制刚性，另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使党委和政府能高标准高规格地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构建起多方互动的机制。
《理论周刊》：许多地方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对此，您有何建议？国内是否有优秀案例可供借鉴？
郑长忠：目前国内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走得比较前的城市是上海。针对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各自为政的情况，上海提出了“管行业也要管数字化转型”，并正在推动管数字化转型也要了解行业运行的工作。这意味技术业务人员与社会治理人员都要了解彼此的工作内容，实现技术与社会治理的两个体系的有机融合。
在具体知识学习上，要推动技术工作人员与社会治理人员了解对方业务。一方面，要推动党政部门领导干部学习数字技术的知识。这种学习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达到学会编码的程度，而是每个人都要了解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与常识。另一方面，从事数字转型的职能部门、厂家、技术人员也应该研究社会治理的情况。此外，利益相关者也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并表达他们的现实需求，并建立相应机制，使之能够参与其中。
当然，实际的工作中要做到双方互相了解，确实有许多障碍和困难，此时，智库就应该发挥相应作用。通常，相关智库拥有或者可以链接研究社会治理人才和研究数字化转型人才，因此，智库可以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做好“翻译”的工作，在管行业与管数字化两类人中架起沟通的桥梁。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以及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做好数字化转型的两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和训练。
在宏观顶层设计上，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高标准、高规格构建起多方互动的机制，推动部门、企业、组织、人员之间的沟通互联。工业时代基于科层制度的管理体制经常出现相互区隔的局面，但是构建数字化治理平台需要整合多元的力量。特别是进入数字社会，算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算法却对大部分人具备极高的“技术屏蔽性”。在无法“技术性参与”的情况下，能否“制度性参与”？比如，在技术使用上通过出台政策规范，加强对算法的约束力与规范性作用。同时，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要推动各类群团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发出他们的声音，使其所代表的群体权益得以保障。
总而言之，党的领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上海走在全国前列。上海成立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市委书记与市长分别担任双组长。同时，设立相关办公室，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主任，相应的委办局领导兼任副主任。该小组的成员也由相关部门领导组成。在顶层设计上使党委与政府能高标准、高规格地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领导小组的建立，逐步形成具有统筹性、整体性以及高度权威性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机制。
我们要借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以技术创新刚性来破解体制痼疾刚性。党委要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要把握好数字技术对体制中区隔性制度改革的倒逼，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在数字条件下打通工业时代难以打通的阻碍。
社会治理数字化，数据如何全方位赋能？
突破数据孤岛，才能通过整体流动，把握社会整体运行情况，实现整体性赋能。
《理论周刊》: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数字化，需要依托数据的运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做好数据的收集、应用、监管，从而实现数据对社会治理的赋能？
郑长忠：通过数字技术支持体系的构建，可以对社会运行乃至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全方位赋能。实际上，目前许多数字化转型工作已不再是技术活，技术层面上大多问题已有解决方案，因此，数据赋能的工作重心不在技术，而在创意、创新，在于制度改革。
我在调研时发现，虽然许多地方都注意运用各类技术来收集数据，但各部门收集的数据并没能实现完全打通，“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打破“数据孤岛”，将各部门数据汇集起来，并通过整体数据的流动，把握社会整体运行情况，才能发挥数据对社会运行整体性赋能的特点。要实现数据赋能，需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数据的汇集需要解决好数据安全与数据所有权的问题。目前已有一些企业推出了数据“安全屋”技术，解决了在数据流通过程中数据与应用紧耦合的问题，实现了数据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数据可用不可见、可用不可拿”，解决了数据所有权问题，也保证了数据安全。除了从技术层面进行破解，也要注意从制度上与组织上克服传统科层制下数据碎片化问题，实现现实运行体系和技术支持体系之间的有机融合。
第二，做好数据开发，解决数据“干什么用”“怎么用”的问题。若把数据比作数字时代的矿产，那么采完矿之后的第一道重要工序便是“粗加工”——当“端”上数据时，最起码要让使用者能知其所以然。然后第二道工序是“深加工”——让数据变成支持决策、支持美好生活的需求、支持社会经济生产运营的有效生产要素。我们要让数据运行起来，使之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治理，通过数据更精准地了解人民需求，更有效率地满足人民需求，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简而言之，要实现数据赋能，关键在于遵循数字规律与机理的前提下，把数据汇集好、开发好、运用好。
总而言之，我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和发展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应数字化转型和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创新和变革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在价值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工业化条件下和数字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机衔接和创新的关系，推动数字技术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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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佛山日报
文|记者林润栋
图|记者王伟楠
编辑|何欣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