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佛山正在研究审议构建“益晒你”企业服务体系的消息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无疑，营商环境已成为当前城市竞争的重要“利器”。而在数字时代，企业获取优质资源模式发生了变化，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除了传统的便商、惠商、利商环境之外，便民、惠民、利民的民生环境改善也展现出了强大支撑力。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洋提出了“民生即营商环境”，他如何解读这一说法的？对于佛山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何建议？
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洋。
专家简介
刘洋，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近年来其承担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研究咨询智库项目200多项。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100多篇，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财经、中华工商时报、经济等几百家媒体转载、采访和报道其学术观点。
营商环境优化民生软环境也是重点
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微企业基于互联网实现要素优化配置，而不再单一寻求赴中心城市获取比较优势的优质资源。
《理论周刊》：您提出了营商环境优化重点转向民生软环境是基于怎样的判断？
刘洋：目前各大城市推出的营商环境优化改革措施和法规政策大多是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心目标，主要是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以释放其创新创业活力。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商事制度改革等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硬环境的差距逐步缩小，越来越多城市营商环境优化转向如何服务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发挥人才的创造力，让人才与城市共生发展。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民生保障和改善成为决定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愿不愿、能不能扎根城市、恋上城市的重要因素。加之数字时代到来，越来越多大中小微企业基于互联网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也不再单一寻求赴中心城市获取比较优势的优质资源。可以说，民生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程度已经媲美区位优势、产业先发等传统营商要素，营商环境优化重点也随之转向民生软环境的填平补齐与质量提升。此外，国家对营商环境优化也越来越重视民生因素。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单独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营商环境优化，已不单单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主体商业活动环境，而是要将民生保障从传统的兜底性公民基本权益保障，转向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城市着力推动民生保障和改善，实现各类人才“近悦远来”，将有利于打造便商亲商友商的营商环境，随之民生红利和经济活力也会持续迸发。比如，天津市、吉林省、攀枝花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补贴，杭州、哈尔滨、成都、郑州、淄博等城市为落户的大学生发补贴，目的之一就是以民生改善做大人才总量，用人才量变来实现城市质变。
《理论周刊》：除却传统公共服务或是兜底型民生保障，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视角下，是否出现一些新的民生挑战？
刘洋：近年来，各地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战略，保基本、促公平、广覆盖的政府兜底型民生保障基本实现。但仅仅是底线保障并不能满足投资者、创业者、就业者等市场主体的发展型、品质型、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对于城市吸引投资创业置业、稳促企业经营、选育用留人才并不能完全起到支撑作用。尤其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惯性，使得人口大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可及性、公平性、获得感、满意度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愈加突出。
传统公共服务资源主要基于行政区划配置，以满足城乡居民的民生需求为导向，居住区、生活区覆盖率高，而投资者、创业者、就业者、年轻人较为集中的产业园区、商务楼宇、商业街区覆盖率相对较低。同时，商务人士工作和生活异地化，在社区的社会圈子小，存在公共教育、住房等竞争性公共服务获取成本高，医疗、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务获取困难的窘境，进而影响其对城市的认可。这些都是当前必须正视的挑战。
探寻民生“七有”与营商环境内在关联
以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视角看，如何发挥人才的最大能动性，实现人与城市的共同持续发展，必须聚焦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的“六性”，即便利性、快捷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
《理论周刊》：您曾针对民生“七有”做过调查，您认为哪些民生问题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尤为重要？
刘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民生“七有”要求，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团队结合所承担的民生研究课题，选择了七个样本城市进行调研，包括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地级市GDP前三强（苏州、无锡、佛山），对经济发展及民生“七有”的2020年指标数值进行比较，从而探寻民生保障改善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关联机制以及未来改革突破的新领域新方向。
从人的全生命周期视角看，民生“七有”对应的是人在城市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的是政府底线保障责任。以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视角看，如何发挥人才的最大能动性，实现人与城市共同持续发展，则必须重点聚焦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的“六性”，即便利性、快捷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妥善解决各类人才要面对的急难民生问题，更好体现城市的开放包容度，提升各类人才对城市的信任度、满意度。以下我从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阐释：
从“幼有所育”看，如果适龄流动儿童无法就近入学，只得返乡或者到周边城市入学，一方面造成留守儿童现象，另一方面增加了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城市可能随之流失中青年人才和失去中青年家长的信任。相较一线城市，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学前教育供给矛盾并非是学位总量不足，而是学校布局、幼教质量能否满足家长愈加强烈的“赢在起跑线”需求。比如，苏州、无锡、佛山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规划目标）已略高于一线城市，但是存在中心城区、人口集中区公办幼儿园和学位均不足的问题。随着全面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实施，这些城市未来几年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可能持续存在学位供给和教育质量双重挤压矛盾。
从“学有所教”看，在现行高考政策下，跨省域流动青少年无法在一线城市和部分发达城市获得高考资格，意味着非户籍的社会精英群体在子女中考时存在离开常住城市的可能性。当然，这也为坚持教育优先和教育强市战略的后发城市提供了机遇。比如，河北衡水中学升学率高，吸引了不少北京、天津的学子和家庭转移过去就读。另外，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改革深入，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读中职学校，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也会影响家长对于工作居住城市去留的选择。
从“劳有所得”看，广州、深圳、佛山、苏州、无锡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协同战略和制造业、外贸加工等优势，五地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较低（2.6%以内），北京、上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对更高（4%左右）。可见，城市经济、常住人口规模与户籍人口就业压力呈正向溢出效应。对于佛山而言，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分“优”蛋糕，创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创新发展过程中同步扩大重点产业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小微企业、创业者、年轻人向上流动、向前发展的渠道，让新市民、年轻人都能看到发展的希望，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从而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创新发展。
从“病有所医”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淘宝店主、直播主播、小店从业者、艺术创作者、家庭服务业从业者等新业态灵活就业创业人员在大中型城市迅速增加，但这些人群往往是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覆盖“盲区”。此外，随着全面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实施，高龄、上班族孕产妇增加，妇幼保健的可及性和质量水平也是年轻人、创业者等的重要考量指标。苏州、无锡、佛山的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千人口床位数等卫生健康指标与一线城市相差不大，挑战在于随着城市扩大和人口增加，卫生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便捷度、质量水平等获得感指标。
从“住有所居”看，2020年12月北上广深的二手房均价在3.36万元~7.52万元/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30平方米住房面积房价的比例在2.88%~6.7%之间。高房价已对小微市场主体、新市民、年轻人扎根城市形成抑制效应。大部分劳动者只能通过减小住房面积、放弃产权等方式来实现住有所居。与之对应的是，苏州、无锡、佛山的二手房均价在1.26万元~2.95万元/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30平方米住房面积房价的比例在8%~15%左右，购房压力明显减小。可以预见，“住有所居”将成为重要的营商环境指标。比如，华为公司将部分总部功能从深圳迁到东莞，深圳高房价可能是其决策的参考因素之一。
以“增量逻辑”优化营商环境
留住佛山制造业从业者的消费，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巨大增量所在。
《理论周刊》：您刚刚提到，要通过民生改善做大人才总量，用人才量变来实现城市质变。对于需要面对广州和深圳这两座一线城市对人才虹吸效应的佛山而言，怎么通过改善民生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人才？
刘洋：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无锡、佛山的人均GDP相差不是非常大，一线城市的要素资源“虹吸效应”对于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城市综合比较优势的地级市而言影响相对有限。苏州、无锡的人均GDP甚至要高于一线城市，这源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使得综合营商成本更低、区位交通较好的城市有机会承接一线城市功能纾解，与一线城市形成产业配套，从而构筑区域协作共赢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扩展来看，一线城市的GDP、人口、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等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远胜于其他城市，但部分周边城市的GDP增速、人均GDP增速、常住人口增长等成长性指标却优于一线城市。2011年~2020年的十年间，佛山人口增长230多万，人口增长量全省第三，总量全省第四，可以说，苏州、无锡、佛山等地级市成长性提速关键在于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发展，而其中蕴含着磅礴的民生动力。
民生保障和改善是守住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佛山应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建设民生强市，让各类市场主体和市民、外来者等不同人群真切感受到融入城市“毫无后顾之忧”，用城市的温暖激发创新创业的激情。
首先，要坚持“底线思维”。破除依据行政区划和户籍配置民生资源的传统路径，将大中小微企业的创业者、就业者以及来佛山发展的年轻人纳入民生保障体系，以产业定人、以人定民生供给，用市场红利的增量弥补民生成本支出。尤其是针对灵活就业创业人员和年轻人要精准施策，以民生保障为其护航。比如，将稳企稳岗从单纯降低户籍劳动者失业率转向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新经济新业态竞争力，实现以人才驱动的经济“腾笼换鸟”。此外，要将分散到各部门各机构的数字职业教育资源向新市民、年轻人、务工人员等各类群体开放，将就业公共服务向城市常住人口覆盖。
其次，遵循“木桶原理”。市场主体及外来者、年轻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最大短板，如果能把最大短板的民生问题解决好，将大大提高更广泛群体的幸福指数。比如，城市可以在高级人才扶持政策中，增加人才及其家庭的民生保障权重；通过适度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产业，以市场价格为杠杆，为各类人群提供多元公共服务；通过医联体、医共体等机制创新和分级诊疗、数字医疗等技术手段，填平补齐城乡医疗服务质量短板。
最后，创新“增量逻辑”。对佛山而言，成熟的制造业是延伸“制造+”新产业新业态的雄厚基础，同时也要面临传统制造业增速下滑、产能饱和与过剩的挑战。佛山既要通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等科技赋能做好存量优化，也要通过民生改善、营商环境优化，争取新产业新业态的增量。
一是佛山制造企业管理人员和产业工人民生改善。比如，将人才认定的标准从学历职称转向技能和实际产生价值，以技能大赛、企业推荐认定等“赛马”形式确定技能型人才，兑现相关人才政策；基于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人员居住集中区配置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医疗等资源，为企业骨干人才免除民生之忧，进而稳定留住人才。由此增加的民生投入可以通过人才在佛山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个性化消费“补偿”——过去因为民生保障不足和供给质量的结构性矛盾，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非本地户籍的管理人员和创业者将在佛山就业创业所得转移到家乡或其他地方，若能留住佛山制造业从业者的民生消费，本身就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增量所在。
二是新产业新业态人才民生改善。佛山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纵深发展和升级、近1000万人口的消费、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市场这些因素本身具备了较强的人才集聚效应。要切实解决民生之忧，让新产业新业态的从业者创业者感受到佛山的诚意和温暖，让筑梦佛山、追梦佛山、圆梦佛山成为佛山营商环境优化的风向标。此外，数字时代淡化了物理空间的刚性约束，创业者创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要素资源配置，他们将是佛山产业升级的“创新种子”，佛山可将产业扶持从市场主体导向转向人才导向，扶商先扶智，探索制定人才落地即享受等同于落户政策的系列“新政”，打造便才亲才友才的发展环境。如此，人才自然纷至沓来。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洋：
来源丨佛山日报
文丨佛山日报记者林润栋
编辑丨周师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