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傅国涌著 　　（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美国法学家约瑟夫·威勒说：“在所有政治体的历史上，在集体意识中，都有一些难忘的、与宪法秩序的重大变迁相关的‘宪政时刻’。这种变迁很可能是直接的和正式的，涉及到宪法本身，如对宪法进行重大修订或重修宪法——譬如意大利废除君主制。”一个国家有“宪政时刻”，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一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无论是前一部分对近代中国大人物那“小细节”的探究，还是后一部分对美国新大陆中“老人物”的遥望，都贯穿着宪政民主思想。宪政民主这一普世价值，曾经是近代中国多少有识之士的美好理想，那是历史深处的对“宪政时刻”的期待。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上，立宪派、革命派和清王朝这三股政治力量，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彼此角力，殊为激烈。风云变幻，世纪沧桑，最终都走向尘埃落定，而傅国涌将历史深处的帷幕重新拉开一角，使人如观“新剧”、如见“新人”，不免感慨系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在《“不得帮忙的不平”》一文中，傅国涌透过对“鲁迅的屈原观”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屈原“对专制君主制度绝对忠诚”的局限；而在《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中，同样让我们看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而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见《历史深处的误会》第45页）。人权保障是从每一点每一滴构成的，否则，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以“党国”的名义分赃的机会。

　　在近代中国史中，“宪政时刻”为什么迟迟难产、不能最终到来，无法像美国宪政那样长久地造福人民？历史本身似乎就是很吊诡的。在《重读宋教仁》一文中，我们看到宋教仁的被刺，如何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而正是有着宪政思想，宋教仁方能专程去密访过去的政敌梁启超，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见第53页）。在民主宪政中，在野党作为“对立面”，自有对立面的价值，能起到最本质最有效的制衡监督作用；但是，受千年皇权专制浸淫的中国，还真是难以在现实中容忍“对立面”，“宪政时刻”之难产，也不奇怪了。

　　可以比照阅读的是书的后半部分《遥望新大陆》、《拒绝王袍加身》等篇章。美国的宪政民主经受住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考验，一个国家的繁荣强大，起源于“宪政软实力”。那些美国的开国先辈，“既是一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深信政府权力必定来源于人民，但他们“对人性的不完善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见176页）。所以在“宪政时刻”设计新制度时，他们首先就要对头头们“限权限利”，最大可能制衡公权力。

　　回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宝库。学问是离不开思想灵魂的，有思想的学者，通过悉心的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让历史挣扎着露出真面目。还原历史真实，最需要的不是假设而是求证。好的学者，就是真实历史的接生婆。研究中的傅国涌，最可宝贵的在于其思想性；书中诸多篇章，此前在许多名刊上就曾读过，我深知“宪政民主”这一普世价值正是傅国涌先生不懈的思想追求。

　　对傅国涌的思想随笔，这段话的评价很准确：“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见《2004中国随笔年选·序》）而在《历史深处的误会》中，傅国涌钩沉史料，让我们看到那些历史人物在历史深处期待“宪政时刻”，这正是“关切现实”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