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雅(禅城)

　　“我的电影一向是追寻的作品。我是一个继续追寻并深研自己与同时代人们的人。也许每一部电影里，我都在寻找男人情感的痕迹，当然也有女人的，在这个世界里，那些痕迹因为外表的感伤而被埋没……”         —— 安东尼奥尼

　　脆弱的凡人在大师的精神之力下得到解脱的力量——他们的对生命的豁达与坦然能瓦解一切人世间的困惑与悲苦，平凡如我们，解读大师的作品之后，跟随这条道路，终必找到出口；又或者，人类不应该冀望于那个不存在的出口，而是微笑地直面每一个绝望的时刻。

　　这是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给这个世界最后一次安慰，用他们的一生，和他们的背影。

　　两位当代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一直用电影反复谈论人世间的孤寂宿命，然而竟然在同一天——2007年7月30日，真正（而非戏剧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纷繁的电影史当中，任何时候谈到经典电影，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都是不得不提的名字。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的电影人和文艺青年更是多不胜数，还包括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师兼天才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法国新浪潮旗手吕克·戈达尔都是伯格曼的“粉丝”。伍迪·艾伦对伯格曼的借鉴明显反映在作品中。李安在看了《处女泉》后深受震撼，立志做导演。贾章柯是安东尼奥尼式电影手法的承继者。罗兰·巴特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安东尼奥尼倾诉。

　　安东尼奥尼和中国甚有渊源，曾经在1972年来到中国拍摄记录片《中国》，这部影片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真实的中国。电影拍摄用了22天，影片长达220分钟。影片曾经遭到当时极左势力的排斥，被指责暴露中国的落后阴暗面，直至2004年才在北京电影学院小范围地首映。《中国》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一个小火车带着我们从香港到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地方，我想是边境。边境上有座桥，一座木桥。火车上中国人正在做着短途的旅行，有鸡笼、鸡、大包小包，人们很单纯。这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很喜欢。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这样我就没拍。我们从广州乘飞机去了北京。”

　　战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电影过渡时期，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倡“内在写实”的风格，被誉为“心理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代，瑞典的伯格曼独力支撑了整个瑞典艺术电影。据说，在各大电影节上，瑞典的电影都要经过伯格曼的挑选。当他谈到同行安东尼奥尼时是这样说的：“他有两部杰作，看了这两部之后，你就不用看他其他作品了。一部是我反复欣赏过很多次的《放大》；另一部是《夜》……但安东尼奥尼只会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拍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一部电影是一组流动的画面在有规律的运作着。”

　　贾樟柯提到安东尼奥尼时说：“我记得他对空间的描述，是说沉浸到一个空间里十分钟，可以与它做交流，那时我才意识到空间也是有生命的，是可以触摸可以交流的。”

　　安东尼奥尼曾经说：表现的方法绝对要自由，像抽象的绘画一样自由；也许电影更可以构成诗，一种押韵的电影诗篇。因此，诗意是安东尼奥尼电影必须顾及的元素，如《云上的日子》、《红色沙漠》。在安东尼奥尼因中风而无法说话十几年之后，他还坚持执导了《云上的日子》（1995）和《爱神》（2004，安东尼奥尼91岁）。他和伯格曼的坦然不同，也和很多因忍受不了疾病而自杀的大家不同，他活着是为了拍戏，拍戏是为了活着，他用拍电影这个事实佐证他的生命，他的创作如同他的生命一样不能停歇。

　　安东尼奥尼非常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大部分作品对人性的刻画由于太细腻而变得神经质，追求真实因而残忍，但总是那么直指人心，这一点上，他和惺惺相识的伯格曼殊途同归。

　　伯格曼电影对亲伦之间的隔膜、人性深层次的复杂性表现得入木三分，伯格曼一定是孤独的，其实人都是孤独的，看伯格曼电影的人何其多，又有谁能理解他？

　　理性精神是人们对伯格曼最常用的形容词，然而要了解伯格曼的情感就要从他的自传体小说《魔灯》入手。他的文字的力量不亚于他的电影，他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三次失约于戛纳电影节（曾拒绝参加戛纳50年庆典与领取特别大奖），他的爱情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人身上（有5次婚姻），他拍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就隐居在费罗岛上，他不再拍电影的理由是“我的电影不再能感动自己”……痛苦与混乱的生活造就了失去归路的伯格曼，也成就了他的电影对人世间相似的悲剧如此深刻的表达。

　　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世界里，早已把死亡和一切人类要面对的问题放在一起，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生命是什么，在他们心中早已有答案。他们的离去，没有带着大多数亡魂必备的悲恸，世界也不应为其感到遗憾。

　　“他（伯格曼）跟欧洲其他的电影导演不一样，他的电影更多关注人类的生命，有对人间权力的结构在其中。总体来说，他所有的电影，超越了我们‘流行’的电影的概念。”“时间越来越远，大师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他（伯格曼）作为电影‘精神支柱’的影响力应该留在他的影像里了。”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说。

　　贾樟柯说：“他（伯格曼）的剧本引进比较早，作家们在看到他的电影之前，很早就读过他的剧本，如孙甘露、苏童、格非等。”

　　生命随风消逝，把握生命的力量不会因此熄灭。对于这个世界，大师就像照亮黑夜的繁星，用他们的眼睛永远注视着、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我对继续活着已无动于衷，死亡不会让我担忧。”

　　——年老的伯格曼

　　有什么是比死亡更坚硬？是无形的精神世界，他能雕刻出生命的具体形状，当生命的形状被塑造出伟大而灿烂的智慧之花时，死亡就会变得温柔，甚至还有点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