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今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这项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和高质量发展进程，肩负着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时代先锋的重要使命。
3月20日，在广东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研讨班上，省委书记李希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当好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职责，把大湾区建设作为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
佛山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要努力在湾区空间里找准定位和优势，高起点高质量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基于此，本期参考围绕湾区空间的主题，精编国内主流权威媒体的综研观察文章，以期为广东携手港澳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作出佛山贡献提供启发参考。
■趋势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供应链优势成为湾区发展的新优势，将使空间出现两大趋势：更加集聚的超级城市与更加分散的专业城镇。这种情况下，珠三角将出现三类空间：环湾区的生产性空间、广佛超级城市和深港双城超级城市。”
1、供应链优势正在构筑珠三角的新优势
金融危机后，珠三角行业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簇群特征，“核心-外围”结构特征明显。优势行业大都集中在网络核心，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邻近性。通过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两个年度的行业空间均呈现出五大主导行业组团，包括通信电子设备组团、电气机械器材组团、金属制品组团、纺织服装组团与交通运输设备组团。行业关系从2008年之前的并非完全簇状形态，到2013年演化出现不同的产业簇群。中间的簇群更加紧密，传统的簇群继续生长，并有手机电子信息、通信等新的簇群出现。以产业链为主体的共生性行业，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应对金融危机，产业链走向内部化，主导簇群呈逐渐分离形态。行业空间网络由2008年的“串珠式”带状大簇群，过渡到2013年三个相对独立分离的小簇群。通过对行业关联性的度量，可以发现，行业内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行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弱。同时，路径依赖下新产业的涌现总是围绕本地已有优势产业。珠三角区域内各镇街专业特色优势明显，主导行业龙头地位凸显，已具规模的行业集群逐渐催生出行业内更多的优势行业，形成紧密关联性、互利共赢的本地生产网络，构成区域坚实的发展基础。
企业空间布局上，一是形成以深莞为核心的东岸簇状产业集群。电子设备制造业集中在深圳和东莞，实现了行业空间与企业空间集聚的匹配。二是形成广州、佛山环状的以汽车零配件为主体的集聚地带。三是形成了遍在性产业节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作为核心的供应链零配件，在珠三角多处地方具有较高产值，分散相对均匀，包括北滘、狮山、寮步等地。
创新空间及演变方面，新产生的专利集群与原有专利集群关系密切。通过2008年和2012年所有企业的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可以发现广州、深圳和东莞在创新发展上的明显差别。广州的主要专利集群覆盖化学医药、机器人、互联网、电器设备等领域。东莞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深圳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信息软件业，等等。
从行业、区位、创新三个方面可以发现，供应链的优势正在成为珠三角的主要优势。供应链孵化出了本地的品牌，孵化出了本地的竞争力，从服装到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是由于供应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衍生而产生的。
总体来看，珠三角通过空间的邻近性，构建了强大的供应链，而这一供应链正在构建珠三角新的优势。空间邻近性包括三方面：一是行业空间邻近性，更加低的成本与更加强的溢出；二是企业空间的邻近性，实现更加低的成本与更加强的溢出；三是创新空间的邻近性，实现技术主题相关性下的更加快速的迭代与衍生。
这种迭代与衍生将使得整个珠三角的供应链形成一个整体，这种供应链是珠三角一种新的优势，叫“嵌入式供应链”。
2、基于供应链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供应链优势成为湾区发展的新优势。珠三角32%的出口是到香港，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再转到各个地方，其次是北美和欧盟、日韩、东盟等区域，具有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这是珠三角供应链的接口，这个接口造就了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新的优势。珠三角拥有一个充满弹性的地区性生产网络，这些生态系统依赖由供应商、中间商和熟练工人组成的复杂网络，为大湾区提供了新的全球竞争优势——供应链优势。大湾区产业集群可以在物料供应、设计制造、技术支援和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为集群内外下游生产客户提供全面服务，从而产生更具效益的产品。
在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下面，原来的前店后厂，走向一体化、扁平化的产业链布局结构。产业链分布在珠三角的各个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借产业链网络布局打破边界隔阂，促进区域从前店后厂的垂直供应结构发展成为一体化的供应链网络，进一步降低大湾区供应链成本，提升全球竞争力。这一网络体系依赖的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在原有的快速公路基础设施基础上，湾区正在建立一个公交化的轨道交通系统，实现几乎15分钟的车程能够覆盖珠三角95%的就业地区。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更加促进邻近性原则的发挥。
邻近性原则，将使空间出现两大趋势：更加集聚的超级城市与更加分散的专业城镇。更加集聚，是指超级城市将会出现，创新人才、金融资本将在这里集聚，形成更加高密度的地区与城市综合服务区，也是知识交流创新的地方。更加分散，是指生产空间标准化生产环节分散发展，出现更加低密度的专业化城镇，以交通距离最优、制造成本最低原则，分布于交通干道邻近地区。
这种情况下，珠三角将出现三类空间：
第一类是环湾区的生产性空间，由各种创新平台、各类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组成，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凭借特定主导产业成为功能性城市区域，这一环湾区空间是珠三角各城市建设的重点地区。这些功能性城市区域是巨型城市区域功能化网络上的功能区块，功能区块在全球产业链中具备竞争优势，代替城市参与全球竞争。
第二类是广佛超级城市。自然、市场、经济力量的共同促使下，广州和佛山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形态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超级城市体系。广佛核心区主要为各种生产性及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区，外部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各种功能呈圈层式分布状态。
广佛超级城市具有理想的山水空间格局。广佛最开始沿水系生长，经过形态演变，最终形成广佛超级城市明显的中心区和外围区，中心区和外围区之间由山体串成环状绿廊，外围区包含产城融合组团和生态保障区域。
广佛超级城市构建了完整的国际化综合交通体系。具备集国际机场——高铁枢纽站——国际贸易港口于一体的综合城市交通体系。
广佛超级城市拥有了齐备的产业链与生产要素。两个城市产业互补发展，关联性强，广州基础产业为佛山轻型工业提供原材料，佛山轻工业又以广州为巨大消费市场。除此之外，广州有丰富的高校资源、人才资源，但房价高，交通拥堵；佛山生态环境良好，房价较低，交通顺畅，二者能通过便捷的基础设施，进一步释放一体化的潜力。
第三类是深港双城超级城市。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深港双城在协商共赢的发展中，将形成双城手掌状的空间结构，将集聚超过2000万人的城市。
经济发展方面，粤港澳金融合作已成为第三阶段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香港是粤港澳金融体系的“对外平台”，具有自由兑换的货币、稳健而且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及时的信息流动、高效的金融监管。前海积极探索金融创新，是粤港澳内部与香港在法律、语言、政策等方面最为接近的地区，两者应形成联合金融地区，共同成为粤港澳对外的金融平台。同时借鉴伦敦金融城带动科技城发展案例，深港金融联合体将带动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创新要素集聚。
深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香港知识创新+深圳技术创新”模式，两地的产、研、学、金、政能够得到有效的互通互补。大湾区将形成深港为主、广州为辅的创新结构，并形成“全球科技＋深圳孵化＋深圳中试＋东莞制造＋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
产业链邻近性原则所产生的更加集中与更加分散的格局下，基于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以广佛和港深为两大核心区、以若干功能区块为竞争单元、由公交化轨道网络串联和沟通、边界地区增长的“两大超级城市+若干功能区块”空间结构，形成完整的生态格局、高品质的湾区与多类型的功能平台，并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中。（作者系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李郇）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仍是崭新的空间理解，而所谓“张力”，可理解为区域系统内部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内生推动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空间区域规划展望里，其“自然张力”及“区域中心城市张力”将持续发挥作用。
自然张力：粤港澳城市群所处的自然地理空间是珠江与南海、海洋与内陆两种形态的博弈。且对比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珠江流量的巨大带来了物质交换在不断地改变大湾区的自然岸线；而未来随着全球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洪涝灾害的应对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使得自然环境变化成为对湾区城市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区域中心城市张力：在“自然张力”的基础上，粤港澳地区的中心体系一直在变动：明清时期是穗主、澳副的双中心，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末是港主、穗副的区域格局，而目前逐步向深、港、穗、澳多极多中心的格局转换，而这种中心体系不断变化的格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城市中心体系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引擎，它对区域基础设施供给和区域治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多核心体系的张力（Multi-centerDy-namic）是区域治理的第三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几种张力的共同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独特结构将逐渐形成，使其在功能维度中表现为结构交叉的多功能复杂体，在空间维度中存在多样界面（海陆界面、制度界面、多中心、跨轴带），时间维度中表现为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演变。而这些特征也对整个粤港澳城市群的空间规划提出超高的要求，使其区域治理与协同也将会比世界其他湾区更为复杂。因此，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区域空间规划，依然会展现出“愿景推动、有限规划”的特征。
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城市群走向湾区时代，越来越多的内容会纳入到跨界协调的范畴里，“有限规划”的范围将逐步扩大。基于当前区域高快速交通建设的背景，香港、深圳、广州和澳门四个核心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将极大提升，那势必带来更多的议题进入区域协同的范畴。而结合多核中心体系中区域关系将是高度复杂的多维多边关系这一理论，粤港跨界事务的协调范畴也势必将由交通事务向生态环境和空间优化范畴扩展。
在此背景下，三地间共识的营造是十分关键，因为只有当对未来的某种挑战与未来方向出现初步区域共识后，才会展开区域研究和有限目标的行动规划。因此，未来在湾区建立联合的常设机构，将会是保障可能性及可行性的切实办法。
对于湾区空间城市规划领域，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会，并由这个常设机构来组织智库对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研究、讨论，逐步营造出对某些问题的区域共识，然后在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纲要的指导下，三地政府推动正式的区域研究或行动规划。
在实施层面上，目前湾区内广泛开展的“飞地模式”，也已经在为区域共识的可能及未来合作协同的创新而探路。（作者系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
■权威观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空间不可能定理”可能是城市群发展的关键理论依据。用一句话概括该定理，即：在存在运输成本时，两个城市一定有不同的结构。因此城市群的发展政策要依据市场竞争实现城市分工，这是城市群做大做强的关键。
如东京都一都三县，中心区域2000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大概和深圳、香港相当。随着离中心区距离增大，人口下降的同时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中心区域如东京，制造业区位商（注：又称专门化率，评价区域优势产业基本的分析方法）只有0.5，到了崎玉有1.18。东京最优势的产业信息业的区位商3.15，远超都市圈内小城市。美国386个都市区统计出来与日本的结构是类似的。在前四大都市当中，信息业的区位商很高。
特大城市越来越以信息业为产业主题，或者叫软性制造业，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很多城市讲防产业空心化，其实这个问题只有在行政区视角下才存在，城市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它和区域空间一定会有关系。例如香港，香港更大的问题是和内地融合不够，而不是空心化。香港大量的人才集中在计算机和数字相关领域，这与美国大城市的情况具有相似性。未来要按照不同的优势确定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促进合理城市群分工的形成？
一方面是市场化，打破行政边界，放开市场让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为了打破城市行政边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如未来5G时代、智慧城市群网络等。基础设施是服从于政府规划的，故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非常重要。
再谈谈创新。世界级城市群是以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为核心。而创新在经济学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发现；二是产业技术发明，即把发明成果引入商业应用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前者常以一流的学术论文的发表作为度量，后者常以申请的专利作为度量。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深圳和香港的PCT申请5年滚动数量连续三年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世界第一位的东京都市圈。跟在后面几位的是首尔、旧金山、京都都市圈。从国家尺度来看，创新能力前100的城市中，美国有26个，中国16个、德国8个、英国4个、加拿大4个。
市场竞争的程度和规范性决定了企业、区域和国家的创新能力，越创新的城市就会越集聚创新资源，而人口的流动则是创新的基础。城市中创新企业的聚集带动创新人才聚集。例如美国硅谷在1996~2015年间，每年移入的外国移民人数多为1万～2万人，同时自硅谷向美国国内其他地区移出人口约1万人左右，也就是说，硅谷常年移入移出人口数之和占硅谷人口总数的1%左右。长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硅谷的移民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人口组成部分之一，硅谷创新的集聚也正是依托于移民或人口的流动。
从世界的发展历程看，大城市群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表现。要做大做强城市群，必然要依靠城市间合理的分工和合作，而分工合作依赖于资本、人口等要素自然流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保障要素的流动将是城市群政策的方向。（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经济管理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课程教授唐杰）
来源|佛山日报
编辑|何欣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