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卖座的角色之一。
最近屡破收视纪录的热门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苏志燮饰演的金部长,是银行里不起眼的中年职员。他穿着普通西装,按时上下班,独自把女儿敏智养大。妻子因难产去世后,他像许多东亚父亲一样,不太会表达情感,只知道尽量忍耐。
女儿在学校遭遇霸凌,他竟然选择下跪道歉,希望息事宁人。
然而,这个看起来有些窝囊的爸爸,其实是曾经令南北韩情报部门同时警戒的顶级特工。当女儿失踪,并被卷入跨国犯罪组织后,他终于重新拿起武器。
一个爸爸,为了找回女儿,变回了从前那个以一敌百的“超人”。
这部改编自网络漫画的剧集上线后,很快以1050万次观看量登上Netflix全球非英语类剧集榜首。但“看似平凡的中年爸爸,实际上深不可测”的设定,观众这几年似乎看得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银幕上的爸爸,正在集体“重返战场”,到底是为什么?
爸爸们,突然都要去救孩子了
在2026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一战再战》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小李子)饰演的鲍勃,是一名早已退出革命生活的父亲。
16年过去,他身材走样、反应迟钝。当女儿失踪后,这个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的男人,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的同伴,与昔日的敌人再战一场。电影的官方简介,也把父亲寻找失踪女儿列为故事的核心动力。

《一战再战》
今年在华语院线电影中掀起一番口碑的动作片《火遮眼》,谢苗饰演失语的维修工王伟。女儿雨晴被绑架后,他沉默已久的身体突然被唤醒,一路打进犯罪组织内部。电影宣传将他形容为一个以重拳作为沟通方式的父亲:平时无法说出口的爱,最后变成了拳头、鲜血和复仇。
同样是热门院线电影,《误杀2》里的父亲没有特工背景,也不会功夫。肖央饰演的林日朗,只是一个没有资源的普通人。儿子急需心脏移植,他面对的是医院、权力和一套无法撼动的规则。为了让孩子活下来,他劫持医护人员,押上名誉、自由乃至生命。

《误杀2》
像这样“救孩子”的爸爸角色,在2019年之后尤其多。它们共享着近乎一样的人物开关:
爸爸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者努力假装成普通人。他不善言辞,与孩子存在隔阂,甚至曾经缺席孩子的成长。但在失踪、绑架、疾病、侵犯或灾难发生后,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他可以不会聊天,不知道女儿最近喜欢什么,不清楚儿子的烦恼。但他愿意为了孩子杀进去、冲进去、死在里面。
一次极端危机,完成了一场父职认证。

《火遮眼》中男主勇闯黑产基地救女
然而在这些被爽剧包装得很好的故事内核背后,这种“认证”一旦深思,逻辑便容易站不住脚:
为什么“爸爸”这个身份,是需要通过一场危机拯救才被认证的?这些影视作品中的“爸爸”,也许向自己证明了“爸爸”的身份,但这个身份更像是一种时尚挂件的存在,并没有真正地落到生活实处。
比如《金特务:本色回归》里的爸爸,他会给女儿做早饭、叮嘱她学习,但对于女儿的校园生活、青春期的心思,他依旧维持着以往“严父不善言辞”的刻板形象,不闻不问。直至女儿遭遇危险,他才被编剧自然地安排在“拯救者”的位置上。

金特务用无言回应女儿,但又默默购买
反观我们长期看到的社会新闻,未成年的孩子遭遇危险或者犯罪,大家首先追责的对象往往是妈妈:为什么妈妈平常没有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为什么妈妈没有尽到管护的责任?
作为观众当然能体察到育儿的困难。只是相比之下,“金特务”作为没有尽责关心女儿在校园被霸凌的单亲爸爸,他的责任就这样被编剧一笔带过,直接快进到他暴揍小混混、为救女儿顺带将邪恶势力连根拔起的“爽剧”剧情了。
这令观众不禁怀疑,所谓的“爸爸电影”,只是一场为男主角塑造正面形象而量身定做的大戏。区别在于,以前流行“英雄救美”,现在流行“爸爸救女/子”。
为什么“爸爸叙事”变多了?
从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去考量,父亲身份似乎为动作英雄们提供了一张新的“道德许可证”。
过去的动作片主角可以为国家、正义、金钱或个人复仇而战。但观众的道德评判体系也在随着时代而改变——现在,一个男人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绝对需要更充分的理由。
“为了孩子”几乎是不会出错的答案。
只要女儿被绑架,观众便不会追问父亲为什么私闯民宅、违反法律或者大开杀戒。孩子的存在,把暴力变成了保护,把复仇变成了父爱。一个原本危险的男人,也因此获得了情感上的合法性。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去年热播的美剧《都是她的错》,当一位妈妈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想保护的孩子,其实被丈夫偷偷掉包成其他孩子时,她也会崩溃、歇斯底里,但她没有迁怒于这个无辜的孩子或者其他人,而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安全,以“偷喂致死过敏原”的方式,完成对这位屡次犯下杀人罪、甚至想杀死自己的丈夫的复仇。

《都是她的错》
“爸爸电影”的怒火依旧简单粗暴,甚至带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伦理问题,但不少观众反倒更爱看了。
其次,爸爸角色适合正在老去的男演员。
传统动作英雄强调年轻、速度与身体。但当像小李子、谢苗、苏志燮这些男演员进入40岁、50岁,甚至60岁后,他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衰老的角色。
父亲恰好可以把衰老转化成故事。他可以动作迟缓,可以记不住密码,可以被年轻人嘲笑。观众甚至需要看到他的狼狈。
譬如《一战再战》中的鲍勃之所以动人,也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勇猛,却依然要为了女儿而出发。
这一点固然能够为男演员争取不少的观众缘,也填补了他们进入职业生涯后半段时的角色空白。然而如果剧本还停留在单方面的“爸爸救子”的层面,他们的“老去”便不是一个具体的、能为观众提供思考的困境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曾提出,部分东亚和南欧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高速现代化,但家庭内部的性别观念没有同步改变。女性进入大学和职场后,仍然被期待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护,于是婚姻与生育变成一笔越来越不划算的交易。
她甚至提出,一个希望提高生育率的社会,与其继续歌颂母亲,不如开始“歌颂父职”。但这里所说的父职,并不是爸爸在孩子被绑架后打败二十个坏人,而是男性真正承担家务、育儿和家庭时间。
这恰好指出了许多“爸爸电影”的局限。
以前的好爸爸,是赚钱养家、不让家里挨饿;现在电影里的好爸爸,则需要表达感情、保护孩子、理解孩子,甚至为了孩子去挑战原本信奉的规则。

金特务参加女儿小时候的毕业典礼
这些作品正在试图重写一种旧式的父亲形象,但重写的方向依然没有把“爸爸”这个角色与真实生活接轨。
比如,银幕上的父亲可以为女儿挡子弹,却不一定知道女儿的班主任姓什么;可以冲进黑帮基地,却甚少看到他凌晨起床给孩子喂药;可以用生命证明爱,却很少需要长期放弃升职、调整工作时间,或者记住孩子下一次打疫苗的日期。
如果“爸爸电影”只能让男人拥有更光辉的形象,却没有让父亲承担更多具体劳动,那么它对生育率的帮助,大概与一张父亲节的宣传海报差不多。
观众真正期待什么样的“爸爸电影”?
真正有新意的第一步,或许是从“危机爸爸”拍到“日常爸爸”。
一个父亲不需要等女儿失踪,才开始了解女儿。

比如古天乐主演的中国香港电影《送院途中》。他所饰演的爸爸马志业,是一名身体已经五劳七伤的救护员。他每天要忍受着腰伤去坚持救人工作,同时要面对作为单亲父亲的疲惫。每天起床为女儿做早饭、接送上学,接到班主任电话时要临时抛下工作,跑到学校去调解女儿与同学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马志业聆听了身边朋友的建议,认真研究带着女儿移民加拿大的方法。决心放弃在香港干了几十年的救护员工作和升职机会,到异国他乡洗盘子、当工人,从底层重新做起。
当他得知自己因“身体疾病”被加拿大移民局拒绝后,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到底是要坚持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让那边的家人、朋友照顾,还是把女儿留在身边陪伴成长。

在这部用救护员职业来包装的“爸爸电影”里,编剧把大量的戏份都安排在这位父亲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和坚持上。他没有通过击败坏人来证明自己,他的困境来自身体、工作和告别。
值得一提的是,《送院途中》的编剧和导演是一名女性,卓韵芝女士。作为香港著名的作家、编剧和演员,她有过一段五年的婚姻,没有后代,却也写出了一个比当下流行的“爸爸救女儿”更复杂的父亲故事。

于是观众得以从电影中发现,爸爸有时不是孩子的救世主,因为爸爸也在生活里自救。他甚至需要承认,自己无法亲身陪孩子走到每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并不缺少一个能够打败坏人的“荧幕爸爸”。
他不必永远强大,也不必把孩子当成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可以疲惫、害怕、贫穷、笨拙,可以不知道怎样与青春期的女儿聊天,也可以在犯错后道歉。
但他不能只在事情发生的最后三十分钟现身,他要真正地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