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帝驾临暖阁，首辅大臣成基命等重臣跟随进入。
这次小范围的奏对，是皇帝就袁崇焕的最终判决进行统一意见。
过了很久，崇祯来到建极殿后的平台。文武百官跟了过来。
崇祯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散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了，现在依法该如何处置？”
群臣叩头。
崇祯接着说：“依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赦仅流放其妻子兄弟，其余人不再追究。”
成基命叩谢。对袁崇焕家属的轻判，是他刚才在暖阁内争取来的。
崇祯又问：“各位大臣还有什么要说的？”
成基命说：“袁崇焕的罪过不可饶恕。”
崇祯于是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监督执行处决。
随后，袁崇焕于西市被凌迟处死。
▲崇祯宣判袁崇焕。图源：《国榷》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了当时的场景：“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一个叫夏复苏的江阴籍官员曾对计六奇说，他在现场亲眼看见，围观百姓拿一钱银子买一块手指大的袁崇焕肉，一边吃一边骂，须臾之间，“崇焕肉悉卖尽”。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里的记述更为骇人：“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历史上冤死的英雄不在少数，但死得如此“罪有应得”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就连谈迁在《国榷》中也不得不承认，“一时难民忿祸，众喙漂山”，满城上下都认定袁崇焕通敌叛逆。
这便引出了一个诡异的问题：袁崇焕究竟做了什么，让整个帝国——从皇帝到贩夫走卒——都认定他该千刀万剐？
最早替袁崇焕鸣不平的，反而是他的敌人。
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将袁崇焕之死归结为皇太极的反间计：后金故意让两名被俘的明朝太监偷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密谈”，然后将他们放回北京。这两个太监回去后自然向崇祯密报，崇祯信以为真，遂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这个反间计的剧本相当粗糙，舞台感极强。考虑到后金领袖从努尔哈赤起就把《三国演义》当兵书用，灵感来源倒也不难想见。
事实上，后金的反间计确实使了，但效果有限。最直接的证据是，崇祯杀袁崇焕时列出的罪名里，压根没有“通敌”这一条。
问题是，乾隆为什么要为袁崇焕平反呢？
乾隆自己说得很明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这番话暗含两层用意：其一，袁崇焕被冤杀，证明明朝“主暗政昏”，明清易代乃天命所归；其二，任何时代都需要忠臣，为袁崇焕平反，是为天下臣民树立忠君的榜样。
说白了，敌人为你平反，未必是为了你，多半是为了他自己。
▲袁崇焕画像。图源：网络
袁崇焕真正的死因，不在反间计，而在“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绕过袁崇焕苦心经营的关宁锦防线，从蓟镇龙井关、大安口等处突入长城，直逼北京。这就是“己巳之变”。
自1619年萨尔浒之战大败，至此已过去十一个年头，明金之间的战事始终在辽东边疆进行。打得再惨烈，京城官民基本无感。等到皇太极的八旗铁骑出现在北京城下，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才第一次把“边患”这两个字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后金军在北京城外烧杀劫掠，城内的官民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慨后金之强，而是将怒火倾泻到守边大吏袁崇焕身上。恰在此时，后金散播的“袁崇焕通敌”谣言开始发酵。
整个社会对袁崇焕怨谤纷起。清代史家赵翼后来追述此事，说当时“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
然而，袁崇焕本人此时在做什么呢？他正率领九千关宁铁骑，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血战。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广渠门之战打响。袁崇焕“躬环甲胄，以督后劲”，从辰时打到申时，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激战中，袁崇焕与部将周文郁身中数箭，史书记载“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箭矢密集得像刺猬的刺，全靠铠甲厚重才没有射穿身体。主帅尚且如此，普通士卒的伤亡可想而知。
血战之后，袁崇焕请求让疲惫不堪的军队入城休整。朝廷的回应是：不许。
这大概是整个事件中最荒诞的一幕——一个在城门外拼死杀敌、身上中箭如刺猬的人，被自己效忠的朝廷拒之城外，而城内的官民正在骂他是卖国贼。
最终，崇祯以“召见”为名，命守城士兵放下一只筐子，把袁崇焕提上城墙。就这样，“叛贼”袁崇焕被捕下狱。
少年崇祯是个明白人。他没有以“通敌”之名杀袁崇焕，而是把袁崇焕关了好几个月，最终列出的罪名有：“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罪名很长，但核心逻辑只有一条：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了，这么大的变故必须有人担责，这么大的屈辱必须有人背锅。这个人不可能是皇帝本人，那就只能是皇帝任用的某个官员。
这个人不是袁督师，还能是谁？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负责处理袁案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最初打算将袁崇焕满门抄斩，余大成找到他说了一番话：“袁罪何来？岂非敌袭围京？吾视尚书反复六任也，坐兵部者全身而退者未有一人。今袁无能，令处夷刑，后敌又围京，先顾公之三族。”
这番话的逻辑极其冷酷：袁崇焕的罪，说到底就是“敌人打到了北京城下”。而在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上，从来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你今天把袁崇焕往死里整，改日敌人再围城，你梁廷栋的三族怎么办？
梁廷栋设身处地一想，脊背发凉，于是转而强烈建议给袁崇焕减刑，至少不祸及三族。
帝国官员对袁崇焕获罪的真正原因心知肚明。“己巳之变”在当时被视为明金交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按照辽东军事失败必罪督抚的惯例，单凭“己巳之变”这一条，袁崇焕就足以获罪，轻则戍边，重则论死。
但崇祯没有从轻，而是从重。深层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被袁崇焕“伤害”了。
崇祯定的罪名，打头第一条就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这意味着君臣之间曾经有过约定，而崇祯认为自己被袁崇焕欺骗了。
这个约定，很多史籍都有记载。崇祯元年（1628）七月，赋闲了九个月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被重新起用为辽东督师，崇祯在建极殿平台召见他。据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崇祯说：“建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回答：“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矣。”
▲“五年复辽”承诺。图源：《烈皇小识》
“五年复辽”——这四个字，就是日后袁崇焕的催命符。
召见中途休息时，给事中许誉卿私下问袁崇焕：你那个“五年复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袁崇焕的回答出人意料：“聊慰圣心耳。”许誉卿大惊：“上英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聊慰圣心耳”——不过是安慰皇上罢了。袁崇焕自己都知道这是句空话。
以明朝与后金的力量对比而言，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势已属不易，遑论收复辽东失地。袁崇焕对许誉卿说了实话，但他没有对崇祯说实话。休息结束后，他赶紧向崇祯提条件：钱粮要保证，武器要精良，谗言不能听。崇祯一一应允，赐他尚方宝剑，表示“朕不吝封侯之赏”。
袁崇焕用一个画出来的大饼，换来了最高权力的空前信任。他是一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至于“五年复辽”能不能实现，先赢得皇帝的信任再说。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后金就突入了大明的核心地盘——皇太极的军队出现在北京城下，等于当着崇祯的面，把袁崇焕当年画的那张大饼碾得粉碎。
五年之约的期限远未到，崇祯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有的只是被欺骗和愚弄之后的一腔怒火。
明末清初史学家张岱指出，袁崇焕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张岱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魔也。”
翻译一下就是，个子矮小，长相精悍，像只猴子，性格暴躁，喜欢拍着胳膊谈天下大事，口气大得没边，却整天活在幕僚编织的迷雾里，被人灌了迷魂汤还不自知。
复盘袁崇焕在崇祯朝的表现，只能说，他在政治上的觉悟和能力远远配不上他的军事水平。
袁崇焕手持尚方宝剑，以“十二罪”在帐前斩杀皮岛总兵毛文龙。毛文龙该不该杀，可以另说；但先斩后奏，犯了大忌。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吃了一惊，第一反应大概就要拿袁崇焕是问。但他毕竟少年老成，想着辽东正倚重袁崇焕，最终在圣旨中表示了对杀毛文龙的支持。然而，这颗招祸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袁崇焕在给崇祯的上疏中明确提出“和为旁着”，把议和作为缓兵之计。崇祯对这个计划整体做了同意的批复。但最终加诸袁崇焕身上的罪名中，有一条恰恰与议和有关：“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谋款”即议和，“斩帅”指杀毛文龙。崇祯把这两件事绑在一起，逻辑是袁崇焕为了议和，帮敌人斩杀了毛文龙，解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然后为了议和，放纵清军长驱直入，打到京城门口。
崇祯为什么要在罪名中如此强调议和？因为议和这件事，泄露出去太伤面子。天朝上国跟蛮夷讲和，让天下人怎么看？
袁崇焕死后十二年，历史重演。兵部尚书陈新甲秉承崇祯密旨与后金议和，崇祯曾对他说“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并反复叮嘱此事一定要保密。不料消息走漏，朝野哗然，崇祯恼羞成怒，给陈新甲安了个“私款辱国”的罪名，枭首示众。陈新甲至死大概才明白：议和这件事，从来就是做得说不得。
▲崇祯帝画像。图源：网络
此外，袁崇焕手下的精兵多从两广招募。这些子弟兵只认袁督师，不认崇祯帝。袁崇焕下狱后，部将祖大寿拥兵哗变，朝廷怎么喊话都没用，最后还是靠袁崇焕在狱中写的一纸手令才把人叫回来。
一个封疆大吏，手握一支只听他个人号令的军队，又敢于先斩后奏、私下议和——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一个宽厚的皇帝，或许能善终，但他遇到的是崇祯。
可与之对比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处境与袁崇焕何其相似。人家怎么处理的？既然没有自己做皇帝的野心，就干脆把子弟兵遣散了，让慈禧睡个安稳觉，自己也免于夜夜失眠。这样的政治智慧，正是袁崇焕欠缺的。
梁启超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假设：“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
▲梁启超。图源：网络
这种历史假设很吸引人，但意义不大。朝代更替是综合实力变迁的结果，不排除偶然性，但绝非一人一事所能改变。以明朝整体局势的衰颓，给你十个袁崇焕，也多顶不了几年。看看明末名将辈出，但死的死，杀的杀，降的降，就知道英雄根本改写不了历史。
更何况，袁崇焕绝非完人。他有过辉煌战功，但犯的低级错误也不少。要命的是，他的政治素质并不足以支撑他在崇祯朝生存。他虚长崇祯二十多岁，政治智慧却远不如这个少年天子。做事任性独断，性情乖僻自负，凡事不会从朝廷的角度考虑得失，还时常让皇帝不安心。这种天真，在帝国官场是致命的。
袁崇焕被凌迟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这一幕的残酷，不在于刑罚本身，而在于施刑者与围观者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人罪有应得。
任何时候，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基于自身利益选择立场和态度。你无法要求每个人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去判断眼前这个人该不该死；你只能看着每一个貌似理性的人，聚合在一起，做出貌似理性的举动——尽管这些举动在后世看来，是如此的疯狂与荒诞。
这就是历史中的人，历史中的大众。
往前看，明朝于谦之死，围观者欢呼；往后看，晚清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公开处决，围观者同样欢呼。虽然这些英雄在最后都获得了广泛的纪念，但谁知道，从他们的死，到他们被供奉起来，中间经过了怎样大尺度的纠偏。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没有“己巳之变”的追责，没有“五年复辽”的海口，没有崇祯的严酷，以袁崇焕的性格和处境，早已注定了他的悲剧。而大明，也注定逃不过覆亡的命运。
参考文献：
[明]袁崇焕：《袁崇焕集》，杨宝霖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1959年
[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12年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樊树志：《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中华书局，2019年
王昊：《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陈树良、陈春声：《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