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上午9点58分，华姐踏上武汉至广州南站的高铁列车。
今年48岁的华姐是武汉江夏区乌龙泉医院的妇幼保健科医生，每年春节前，她都会到佛山三水妹妹家过年。她自己也记不清今年是第几次到佛山过年了，但这趟看似寻常的旅程，让她和佛山这座城市结下了更深的缘分：她在这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并接受治疗，最终康复出院，度过了悲欢夹杂的两个月。
在武汉开始咳嗽
出发来佛山前，1月14日，华姐所在的科室开会进行年终考核，会议期间有两个同事偶尔咳嗽，大家都没怎么在意。第二天医院开职工大会，华姐也不时干咳起来。“那时我也是感冒了几天刚好，想着可能是感冒没好全，所以也没放在心上，职工大会后没几天，也就是1月20日，我低烧了，体温37.8℃，就开始有点紧张，怕上不了21日上午去广州南站的高铁。”
凑巧的是，21日上午出发去高铁站前，华姐退烧了，她和媳妇、孙子赶到了武汉高铁站。当时大街上、车站候车室很多人都戴口罩，过安检时，车站工作人员也少见地对旅客逐一测量体温。华姐听说当时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但她医院接诊发热患者很少，医院内部和新闻也没特别提醒，对疫情了解不多的她，就这样离开了武汉。
在她到达三水妹妹家的第二天，1月23日，武汉封城了。她和妹妹刷着手机里的新闻，惊讶过后很快就冷静下来，“封城可以理解呀，疫情真要这么严重，可以防止向外面蔓延嘛，我们都猜不会封太久的，最多几天就会解除。”
在妹妹家的那几天，华姐除了拉肚子、偶尔咳嗽，其他并无大碍。1月25日，武汉同事的一通电话，让她从心底打了个激灵。“同科室的同事打电话来说她确诊新冠肺炎住进医院了，叫我最好也去检查一下。”当时华姐还认为自己没有相关症状，但出于医者的直觉，从那天起，她主动提出和妹妹家人分开吃饭，在家戴起了口罩，也有意减少和孙子的接触。
1月29日，华姐突然觉得喘不上气，说话也有点困难，马上叫妹妹开车带她到三水区人民医院检查。一到医院，华姐自报从武汉过来，感觉气喘、乏力，接诊的医生预感可能是新冠肺炎，立刻清出一条专属通道，由穿戴防护服的护士送华姐到CT室照CT，同时上报情况到区疾控中心。
结果很快出来了：体温正常，白细胞偏低，双肺呼吸音粗，胸部CT结果考虑双肺感染性病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华姐确诊为佛山第31例新冠肺炎病例。
蚕豆大的药
华姐住进了三水区人民医院，后转诊到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据华姐回忆以及她提供的出院记录，她曾接受过雾化治疗，针对抗炎抗感染的输液，以及一天两次的口服药疗程，每次口服药物超过10颗（片）。当中她觉得最难受的就是口服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那是红色椭圆形，像蚕豆大小的药片，吞咽下去很困难，而且吃了之后身体很难受，恶心、想吐。”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是一款抗艾滋病毒的药物，曾在2003年治疗SARS患者时起到一定效果，考虑到SARS和这次的新冠肺炎都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且和艾滋病病毒一样，同属于RNA病毒，因此在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提到可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进行抗病毒治疗，每次2粒，一日2次”。
2月17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早期使用过的抗艾滋病类的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有些患者会出现腹泻等副作用，其对抗病毒的临床效果不明显，目前已经不再推荐使用。
接受雾化治疗的华姐
病房里的“革命友谊”
佛山市四医院隔离病区主治医师张帅记得，身为医生的华姐和其他患者相比，更容易沟通，也很配合医院的治疗方案，精神状态一直不错，是一个性格很乐观的患者。
但和华姐同病房的其他病友，就没那么淡定了。华姐记得，隔壁床30岁出头的顺德女病友年前随夫家回武汉探亲，回佛山后就确诊了，刚入院时又哭又闹，抱怨自己怎么就惹上了这个病，连药也不肯吃。华姐安慰了她很久，“我跟她说，要是不快点好起来，她6岁的小儿子就没人照顾了，她听进去了，慢慢接受事实。那几天我们经常聊天，精神好点的时候还跳些简单的减肥操，活动一下身体。”这个女病友比华姐提前一周出院，临走前还互相加了微信，彼此都很珍惜这段特殊的“革命友谊”。
住院时间长了，再乐观的人也会变得焦虑。在一次核酸检测显示弱阳性时，华姐想过自己会不会好不了，甚至病情恶化离开人世。支撑她坚持下去的，除了贴心的医生护士，还有三水区疾控中心的刘医生。自确诊以来，刘医生每天至少和华姐通一次电话，关心她的治疗进度和病情变化，有时只是简单寒暄两句，也让华姐觉得很暖心。华姐隔离期结束离开隔离点时，刘医生还通过电话为华姐送上祝福。
华姐的妹妹也一直以各种方式陪伴着姐姐积极治疗。在华姐状态好的时候，两姐妹会视频聊天，妹妹还经常煲汤送到医院楼下，给姐姐补充营养。“刚知道我得病的时候，除了老母亲比较担心以外，其他家人都挺乐观的，觉得我一定可以扛过去，就是我这个妹妹，一听说我确诊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之后都是她在照顾我。”说起这段经历，华姐神情里都是对妹妹的感激。幸运的是，华姐的媳妇、孙子和妹妹一家至今无一人感染。
“我的老朋友走了”
经过20天的住院治疗和前后六次核酸检测，2月18日，华姐康复出院，随后到三水接受14天的集中隔离。“到了隔离点就算是成功了一大半了，那段时间天气好，心情也好，和家人朋友聊天呀，看看电视剧呀，在房间里跳跳健身操啊，一天就过去了，充实得很，我还胖了几斤呢！”
华姐离开隔离点前，和医务人员合影。
华姐的解除医学观察告知书。
华姐的丈夫和儿子一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做志愿者，儿子负责收拾、消杀医院的医疗废品。华姐笑笑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危难当前，谁都想出一份力”。在隔离点的那段时间，华姐下定决心要回武汉。她的同事都被抽调去不同的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支援，“一个同事跟我说，他们的工作是真的辛苦，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我想回去一线工作，哪怕是去集中隔离点给患者做检测也好，毕竟我有抗体，不怕。”
让华姐更加坚定回武汉想法的，还有之前的一则新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与李文亮同科室的梅仲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去世。华姐盯着手机，垂下的眼睫毛微微颤动，“这位梅医生是我弟弟的同学，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人真的挺好的，年前还跟他约了年后做检查，没想到就这样走了。我现在能活过来，就应该回去，大家都不容易。”
和华姐一样想回去的，还有当时在医院认识的一些同乡病友。“我是回去工作，他们是想回家，我们都很庆幸在广东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可武汉才是我们的家啊，还是要回去的。”
3月24日，华姐终于等来了武汉将于4月8日“解封”的好消息。此时，她已经离开武汉两个多月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岗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共同按下武汉的重启键。
作者 | 陈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