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 张维
图为何志敏。法制日报记者 王建军 摄
个人简介
何志敏，四川平昌人。现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曾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3月8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休会。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从政协委员驻地“转战”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接着忙。
但再忙何志敏看起来都是精气神十足，透着一丝不苟的干净与有条不紊的淡定，让人觉得可以深谈许久。《法制日报》记者见到他时已是下午4点半，得知当晚赶回驻地之前他还要处理很多事务时，难免产生和他多说一句闲话都是罪过的感觉。
忙得跟政协一样
何志敏是一个资深的两会人物。自2003年起，当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8年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新一届政协既继承了历届政协的优良传统，又展现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气象：首次提出建立委员履职档案、政协常委提交履职报告的制度；首次提出政协委员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一系列新制度的建立，一系列新要求的明确，给了政协委员更大履职空间，也让他们忙了许多。“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好好履职，对不起政协委员这个身份。”何志敏说。
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何志敏去年还参加了多次调研。“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何志敏说，政协委员要“讲正确的话，讲管用的话”，这就少不了通过调研了解社情民意。
但是，政协委员又多是兼职的，意味着难免要涉及与本职工作的兼顾与协调，对于原本就工作繁忙的何志敏来说尤其如此。
熟悉政协工作的人喜欢用“忙得跟政协一样”形容一个人忙，何志敏笑着说，的确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政协委员要“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何志敏认为要达到习总书记的要求，就不能少了学习，学习中央政策、学习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学习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规定，学习法律专业知识，虽然不能做到对所有的领域都熟悉，但至少要了解。
他对自己作为政协委员的定位很明确——不是专家，至少要做个明白人。
新领域的老专家
事实上，何志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专家。上世纪90年代初即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他，从高校到国有企业再到科委及知识产权局，经历了从创新者到创新的组织者的角色转换。
去年两会记者采访他时，已经见识了他知识产权“活字典”般的渊博与专业。今年的采访便直接开启“什么难问什么”的模式。
先来一个冷门的：“地理标志保护目前是什么情况？”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此前涉及3个部门的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自去年4月由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
然而，从来不拿书面材料就接受记者采访的何志敏依旧如故，仿佛这是一块自己深耕多年的领域，任何信息都信手拈来。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之一。”何志敏说，我国拥有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30多年来，形成地理标志产品专门保护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保护两种保护模式，由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分别认定管理。截至2018年年底，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80个，注册地理标志商标4867件，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179家。
在何志敏看来，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取得显著进步，为推进地理标志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涉及地理标志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缺少对地理标志登记注册和行政裁决的统一要求，缺乏对地理标志执法保护的规定。
为此，何志敏建议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快推动地理标志条例的制定，建立统一协调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
对于商标抢注问题，何志敏坦言，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确实很难做到事先防范，虽然在法律中规定了权利人必须在注册3年内使用的义务，但实践中除非有第三方来挑战，否则很难发现。
“囤积商标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次性申请几千件、几万件甚至10万件的情况都有，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何志敏透露，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重点研究囤积商标的防范与治理问题。
敏感问题不回避
在何志敏这里，只要是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一定是有问必答。
在3月6日民进界别政协委员的小组讨论会上，何志敏就经历了一番在场委员们的轮番“考问”。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你怎么看？”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现在迫切需要做哪些改变？”
……
何志敏一一作答，诚恳而又专业。
不回避任何问题、坦然应对，是何志敏一贯的风格，哪怕是在那些看起来敏感的问题上。记者问他：“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行政部门不应介入，因为知识产权是私权，应由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予以保护，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没有不满，没有批评，只有底气十足的专业释疑。
“首先，知识产权并非纯粹的私权，专利权、商标权等都具有可授予性，存在行政方面的审查，权利人对于权利的享有，不是通过民法规定民事权利就可以获得。其次，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需要受到制衡，以著作权为例，如果相关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有悖公序良俗，也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再次，行政部门的保护，是由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特点决定的。以盗卖光碟软件为例，买的人省钱，卖的人赚钱，而司法讲究民不举官不究，除非权利人告到法院，否则这种侵权行为将无人制止，对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在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的打击上，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何志敏说。
何志敏认为，知识产权不能只通过司法保护。实践证明，3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走过了世界300多年的道路，目前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行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双轨制功不可没。
对一些学者有关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纳入民法典的观点，何志敏也作了回应。他说：“知识产权的行使受公权力调控，有别于一般私权的行使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难以通过纳入民法典独立成编的方式，规制不同知识产权客体的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全链条。
何志敏建议尽快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就知识产权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现代产权制度、激励创新、引导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作出结构性、系统性的法律制度设计。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韩玉婷 张博 范琳松 罗聪冉 陈睿哲 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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