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南海里水，从牙牙学语时起，说的就是粤方言，粤方言就是贺知章“乡音无改鬓毛衰”里，我的乡音。
第一次接触到普通话是在新中国成立初，那时我已是几岁大的孩子。那年代最令人高兴的事，是“南海电影大机队”的小分队到里水来放电影。每当这时，真可谓万人空巷，人们呼朋引伴、扶老携幼地赶到“文化广场”（一个大草坪）看露天电影。那时所有的电影都是讲普通话的，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不过不要紧，电影队的“高佬”叔叔是一位优秀的译员，他有超强的归纳能力，每隔一阵子就用粤方言将剧情及人物对话（大意）翻译过来，因此大家虽然听不懂普通话，对剧情还是了然于胸。
上中学后，老师几乎全都是用粤语教学，唯独每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谢日华先生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就是在这时候习惯了听普通话的。但从听懂到会讲，特别是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不能不提到我的人生经历。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南林学院，那时标准的教学班定员30人，班上除两位归侨学生，其余都是广东人，其中一位是海南同学。我做过统计，班上以讲客家方言的为多，次为潮汕方言，再次才是广州方言，其比例大致是3∶2∶1。可能由于广州是省会，因此广州方言以外的同学，以学习广州方言为时尚。由于老师讲课、同学日常交流都是用普通话，因此大学4年里基本上习惯了普通话交流。
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参加“大三线建设”。第一站驻地是丽江，那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林区野外作业，只有少部分时间待在城里，计算整理野外作业成果、绘制地图。由于都是年轻人，业余时间首选的体育运动是打篮球。
我们“学生兵”自行组成一支“广东队”，与来自其他省份的同事开展对抗赛。每当这时，不但吸引队友观看，丽江城里的老百姓也喜欢围观。这支“广东队”的队员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时常用广州方言传递“战略战术”。不久以后，围观的当地老百姓传出一个秘闻：“这些年轻人讲的是英语呀！”大概在他们听来广州话与英语是一样的！
由于广东同学聚在一起时喜欢用粤方言交谈，这事引起单位领导重视，并且作为一个问题在大会上提出来。领导要求，除了个人私下里交谈，公众场合一律讲普通话！这以后我们就都比较注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们的普通话从原来的“广式普通话”变得标准流利起来。
野外作业期间，按纪律要求，每到一地，首先要向基层组织报备。但在与老乡打交道时，互相不懂话成了一个大问题。幸好每次野外作业前，单位都在当地公社协助下，招募相应比例的当地有文化的年轻人做辅助工。在需要与老乡打交道时，辅助工就成为最好的翻译。这情景不由使我想起，解放初期，解放大军进驻家乡里水。开群众大会时，就由当地懂“国语”的干部做翻译，大军讲一段，翻译就用方言翻译一段。而在云南野外作业期间，我们也成为老乡眼中当年的解放大军了。
有一次在中缅边界附近林区开展作业，我们找到了当地生产队长汇报了事由，队长显出很欢迎的样子。在谈话中队长听辅助工说起我是广东人，突然像想起什么，对我们说了一件事。
队长说，寨子里有一个老太婆，60多岁，说一口广东话，谁也听不懂，你是广东人，应该听得懂她的话，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她？
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到这位广东婆婆。她生活虽然清苦，但言行举止显示出一种不俗的气质。她的话有点像潮汕方言，反复细问之下，我才弄清楚，她是广东雷州人，说的是雷话，雷话同潮汕方言一样，同属闽南方言的一个支系，但雷话与潮汕方言之间又有较大差异。连比带划弄了半天，我懂了大意：当初她是旧军队一名军官的姨太太，败退到中缅边界时，那名军官抛弃了她，独自率残部逃到国外。她为了生存，嫁给了寨子里一名年近50岁的单身汉……守寡后，幸得当地村民纯朴厚道，对她相当照顾，视为本寨子人，她一直平静地生活着……
那天晚上，我油然而生一种感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方言无数，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造成隔阂，需要有一种“通用语”，这就是普通话。民谚说：“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不无道理的。
在云南一待就是20年。1985年，经组织批准，我调回家乡工作。回到阔别的家，母亲端详着我，笑着说：“喝了20年北方的水（注：家乡人习惯将广东以外的省份说成“北方”），不但口音变了，长相也有几分像北方人了！”母亲的话，不知是欣赏呢？抑或是调侃呢？反正开心就好！
记得读过一首诗：“人生百年如飘萍，惆怅总是伴心生。汹涌澎湃千重浪，到头不过一流萤。”
设若生如飘萍，能给这世界带来星点绿意；或者生如流萤，照亮过脚下的方寸土地，不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事吗？
（文/何百源，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