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剧种从民间而来，粤剧也不例外，虽然近百年来的发展趋势有不断靠拢城市的势头，但其根性依然在民间，其母体自然也在民间，尤其是长期活跃在田间垄头、走埠于大小码头的民营剧团，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格局中仍然求生存、谋发展，自发或自觉地保持着较为完整的粤剧传统精神和样式。其中，处于粤剧发源和广府文化发祥中心地带的粤港澳大湾区，这里的民营剧团对整个民间粤剧生态圈层的稳定可谓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性格决定命运，民营剧团的生存特点也关系着其兴衰沉浮，这一点在新冠疫情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疫情之前，粤剧民营剧团还能保持每年100至200场的演出场次，生机勃勃，但在2020年之后急剧下降至几十场乃至十多场，2022年截止至5月份，演出场次为零的民营剧团不在少数，等于一捶锣鼓也没有敲过，岌岌可危。
回顾民营剧团的生存空间和特点，其生计来源主要来自于庙诞戏和村请戏两部分。庙诞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由庙祝主持，决定权也在庙祝。它是一种通过筹集信众的灯油钱，以类似众筹的方式举办的粤剧活动，如经费不足，还会请当地厂商赞助，是一种非常传统却又值得流传的部分，其中蕴含悠久的乡村自理的精神，自然生息源远流长，并不完全受市场、时代的限制和影响，但又是所有民营剧团的生命之源。而民营剧团最大的市场就在庙诞戏，尤其是在粤西地区，仍保留较为完整的年例、神诞、节庆、红白喜事等请戏传统，加上现在的粤西乡村比以前富裕，有重建祠堂、举办寿诞等重要私人宴请，各方面请的大戏就比较多，所以即便是长途奔波，民营剧团依然选择爬山涉水去粤西谋生。不过，相比之下，庙会戏的戏路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较为偏窄，因为老人家都是喜欢看很传统的旧戏，而且会直接指定看什么剧目，村委会通常会根据当地民众的习惯，根据不同庙诞的喜好定下戏单内容。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庙诞，其订戏喜好也不尽不同，如广州地区喜欢诙谐的，《打金枝》《狮吼记》等；顺德喜欢袍甲戏，如《双枪陆文龙》《大闹梅知府》《龙凤争挂帅》《征袍还金粉》《百战荣归迎彩凤》等；东莞喜欢苦情戏，如《秦香莲》《宝莲灯》《南唐李后主》等。因此，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剧团需要配备各种传统戏所特有的戏码和人才、资源。虽然传统戏在观念和表演方式上或许与时代有些脱节，但如果单就传统戏的美学范畴来看，它依然具有非常丰富的戏剧含蕴和表现手法。面对经验丰富的传统戏迷，每个民营剧团依然需要戏路宽广，行当多样，昆乱不挡，才能博得回头客。
除了庙诞戏，民营剧团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村请戏。请的戏由村长和剧团共同决定剧目，大多情况下尊重剧团决定，由剧团自由发挥，所以会演出时代性、艺术性较为现代的戏。虽然这样的村请戏，对象暂时还是中老年人，还是原来那些戏迷，但却能达到双方的共赢和发展。因此，这对于民营剧团来说，是未来最可期待的市场。民营剧团承接的由青年团体创编的新戏或是新编的传统戏（如中山大学编剧班第一届学员的作品），主要是在这个平台孵化和展现，如佛山青年编剧苏隽的作品《秦钟》，在疫情前一直作为顺德艳阳天粤剧团（民营）的保留剧目，每年均有演出的场次，虽然场数不多，但局面正在打开，十分可贵。
由庙诞戏和村请戏构成的市场本来是一个相对收益平衡的循环系统，但2020年之后，疫情的波动、人工飞升，戏金没有升反而大幅降价，有些剧团甚至接过三四千元一场的戏金，更为致命的是，庙诞戏虽然还勉强保持，但村请戏已经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很多村居都已经不做大戏了。过去，番禺、南村、钟村、南沙一带的镇村，有村请戏、镇给补贴的习惯，从而使得这几个地方村委会组织的粤剧活动很活跃。但现在，村委费用受到新财务制度改革的限制，却还没有找到新的出路，村请戏的支出受限。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有情怀的村领导还是会找在当地投资的厂商赞助，由村出面，厂商赞助戏金请戏，解决这一问题。有的村委领导虽然自己不看粤剧，但因有敬老之心，为了颐养当地老人，还是会举办饭宴看戏的耆老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单靠部分村领导的情怀来解决问题，其个人主观性就会起到主要作用，长期而言并不有利。从整体上说，由于村委会领导的年轻化，文化的隔阂和娱乐的多样化造成对村请戏的淡化，形成近年来这一部分的数据不断下滑。其实，如果当地政府经费问题难以从财政上解决，购买项目比较难实现，可鼓励村居每年责任性地购买两三场戏，形成长期机制，村居富裕了，买两三场戏应该不难，不会增加政府负担。这一点能够做到，相信会让民营剧团起死回生。
经常听到有人问，到底粤剧有没有市场。其实，只要去乡村看看，去粤西看看，去民营剧团看看，就会知道，粤剧永远都在的，正如草芥永不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任意忽视他们，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只有施以人文的关怀和雨露，粤剧园地才有更美的人类风景。
文/王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