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社滘之行，源于一张拍摄于1869年的照片。那个被尊为“纪实摄影”的鼻祖之一、名叫约翰·汤姆森的男子，在北江三水流域留下了那个时代佛山地区的第一张照片。
由约翰·汤姆森拍摄于1869年的三水社滘村一角。/受访者供图
照片中，巨榕遮天蔽日，村庄隐约可见，而连接榕树与村庄的乡道，上面不仅摆放着一对陶埕、站着一个看不清神情的孩童，最远处还矗立着两对旗杆石。
这是约翰·汤姆森在其东方探秘之旅中念念不忘的一个注脚，后来他在游记《镜头前的旧中国》中追忆起这片区域风景之美、人情之和善。
据乐平镇黄塘村委会社滘村乡贤麦国培考证，约翰·汤姆森在游记中所提到的“Wong-Tong”，就是现在的黄塘；那张照片拍摄地，就是社滘村。
150多年前，那一次偶然的邂逅触发了什么样的回响？那棵参天巨榕还在吗？那岭南村落如今又是什么模样？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竟于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广袤的历史时空，打开了一段段细腻繁复的历史叙述。
北江之行：约翰·汤姆森探秘中国的足迹
约翰·汤姆森生于1837年，卒于1921年，生前是英王室御用摄影师，也是最早深入中国腹地的外国摄影师之一。
在中国期间，约翰·汤姆森从香港出发，辗转广州、福建、湖南、上海、北京等地并深入中国腹地。约翰·汤姆森拍摄的影像既有王室成员也有官员平民，有市井街道也有山川风光，还记录了当时的服饰、职业、习俗等。约翰·汤姆森的照片，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看到了当时的三水。
在《镜头前的旧中国》一书中，约翰·汤姆森对三水的记忆娓娓叙来：
在三水我进入了北江，两岸如画的景色看起来真像是苏格兰盆地，被一片片成熟的大麦所覆盖。我们在离芦苞（Lo’pau）镇不远的一个村子停下，我从河的右岸登陆，想去拍几张照。但是我的注意力一下子被一群叽叽喳喳、戏水打闹的妇女吸引了过去。当我把照相机对准她们背后的村庄时，她们立刻警觉起来，惊慌逃散，四处传播报告，说洋人又来了，还要向村子里开炮。不一会儿，村子里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位老人，他是这村的族长。我们对他解释了我们此行没有任何敌意，仅仅是想拍几张此地风景。他热情地把我们迎到他的家中，为我们摆上茶点。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我在中国的所到之处，感受到了中国人真诚的好客之情。
约翰·汤姆森的这段话，为我们去追寻150多年前的那一次偶然邂逅提供了线索。据麦国培的考证，社滘村开村于南宋时期，在约翰·汤姆森到来的时代隶属黄塘堡，即约翰·汤姆森在游记中所提到的“Wong-Tong”。不过，按照麦国培的推断，约翰·汤姆森到来的时间是1869年，彼时当地成熟的作物应该是晚稻，而非他在游记中所描述的大麦。约翰·汤姆逊本人在记录随后抵达清远英德的所见时也是特别注明当地稻作已经收割完成，由此推断，约翰·汤姆森“被一片片成熟的大麦所覆盖”的描述很大可能是笔误，但照片的拍摄地就是社滘。
麦国培在村史馆向记者介绍古村历史。/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赖基润摄
麦国培很快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力论证。
“社滘亭西系钓槎，惊人白鹭过前沙。回头不见俞旬汛，一带榕阴抱岸斜”——借助民国年间三水诗人黄祝蕖的《竹枝词》，以及刊刻于1710年的《三水县志》古地图，麦国培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了昔日约翰·汤姆森的上岸路线：从北江航道上岸之后，经过社滘茶亭进入社滘村。还为我们道出了先民治水御水的故事：黄祝蕖诗中的俞旬汛紧挨社滘村，因值守官兵时常到村中偷鸡摸狗，又被村民揶揄为“偷狗汛”。而黄祝蕖的诗中还写到“榕阴抱岸”，这实则上是“榕塞围”的写照。
借助古地图以及无人机航拍，可以勾勒还原出昔日约翰·汤姆森在此登岸的路线。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赖基润摄
早于960~1279年间，先民已修筑起永安围（即如今的安乐围），到南宋末年，先民又在北江中下游东岸修筑了新的堤围——因后来遍种榕树，堤围也取名为榕塞围,即北江大堤前身。
约翰·汤姆森踏足社滘的那个年代，距先民修筑榕塞围已经过去数百年，堤围上古榕参天也就不意外。况且，他留下的那张照片中，恰好还有两对旗杆石，正是在1831年钱维章考取举人、1846年麦寿嵩、麦乔嵩兄弟科举登科之后所立。在我们探访的过程中，麦国培特意带我们找到这两对旗杆石，并且解释：照片拍摄于1869年，恰好社滘村在1869年以前就只有这两对旗杆石。
约翰·汤姆森照片中的旗杆石。/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赖基润摄
文脉璀璨：800年古村见证中外文明碰撞
可惜的是，照片已泛黄，人物已作古，照片中的参天巨榕已经无迹可寻。今天的我们与其说要来追寻约翰·汤姆森的足迹，不如说，是为了沿历史长河逆流而上，寻找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叙述。
社滘村因水而生，诉说着三水先民治水御水的故事，其开村历史更是十分久远，记录了先民自南宋以来在岭南地区播衍的进程。
社滘村位于北江航道东侧，麦姓先民于1231年开村，迄今有近800年历史。后周、钱、胡三姓陆续迁入，四姓聚族而居，开枝散叶。因为建村之处附近很多滘涌，先民就设坛祈福，社滘便是从“社坛”“水滘”各取一字而得。
如今走进社滘村，有20多条由青砖古屋组成的巷子，其中社滘村麦姓始祖铁杖公出身行武，深谙排兵布阵之道，该村历代麦姓后人在营建房屋时也谨遵祖训，所有房屋互为犄角，整个巷子宛若军阵，易守难攻。
麦氏族人营建的房屋互为犄角，易守难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赖基润摄
除此之外，如“居仁里”“怀安里”等古巷还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门楼，尽管巷内的房屋已几乎无人居住，且不少已经坍塌，但是间不容发的青砖古墙，历经岁月淘洗的砖雕灰塑，仍然让行走其中的人禁不住想象它昔日的堂皇富丽。
过去800年间，社滘村人在此耕读传家，更有不少村民沿北江水路外出闯荡，不管是从文从武还是从商，都为三水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清末民初年间，胡氏族人胡彤恩，先后考取拔贡、举人，后官至正四品。民国以后更是升任两浙盐运使。其子胡庆育更是青出于蓝，成为知名外交家。麦、周两姓族人则在实业报国上多有建树，如麦杰忠、麦绵荪在上海专营国药“冯了性”，周怀川在香港经营钢铁，其一生，多次为家乡建设出力并为在港华商谋取利益，曾任旅港三水同乡会副主席，并被授予“永远顾问”的荣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塑造了社滘村的形制，也深刻影响着社滘村人的性情。154年前，约翰·汤姆森踏足这片土地，就对当时三水人的好客之情不吝赞美。
如今的社滘村位于北江大堤内侧，三面环水。/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赖基润摄
约翰·汤姆森开启他中国探秘之旅的时代，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剑拔弩张。而当时的摄影术还只是处于湿版阶段，因此约翰·汤姆逊必须雇用至少8个人才能解决摄影器材的搬运问题。因此，面对带着笨重的摄影器材旅行的汤姆逊一行，当时尚不知摄影为何物的中国人难免会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产生敌意。据约翰·汤姆森回忆，他在拍摄过程中，就不止一次地被人扔石子。在拍摄汉水上的一座大桥时，当地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要用大炮轰击这座桥——这与当时三水妇女的反应同出一辙。
幸运的是，约翰·汤姆森迎来了开明的族长，并在其盛情邀请下享受了一顿中式茶点。这让他在游记中有感而发：“我确实感觉到，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如果通情达理，即使有一些性情急躁，在中国的大部分旅途中也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
文明的碰撞，在交流交汇交融中走向璀璨和永恒。在中国摄影史上，约翰·汤姆森被誉为第一个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同情的西方摄影家。我们也不妨推测，正是三水人的善意，在约翰·汤姆森的心中植下一颗信任、包容的种子，也坚定了他日后探秘中国的决心。
这样的推测有翔实的资料佐证。北江之行之后，约翰·汤姆森很快出版了第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北江风景》(英文名：Views on the North River)，该影集出版后大获好评，激励他后续进入汕头、潮州、厦门、台湾、福州等地。我们不妨说，肇始于三水的北江之旅，为他以后进入中国内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至于他日后回忆起这次旅途，也称之为“第一次远足中国”。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杨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