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起源由来？顺德“大良”果真是“大而良好”的意思吗？佛山传统美食“大良虫崩䖢”中的“虫崩”字为何在古籍、现代字典中找不到踪迹？8月18日下午，记者在顺德区博物馆采访了明清经济史学者、佛山史专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顾问罗一星，他以“大良”和“虫崩䖢”这两个方言为例，讲述了岭南大地的语言和风俗文化数千年的演变史。
明清经济史学者、佛山史专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顾问罗一星。
“大良”一词是古越语的遗存
据罗一星介绍，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数千年来先后居住过不同的族群。从最早“互不统属”的百越先民，到秦始皇征岭南时南下的关中军民；从南越王赵佗的“和辑百越”到两宋“珠玑巷”中原移民的南迁，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融合繁衍，互相交流，“古越人的方言和音韵，经过汉人的文字标注和加工，形成了粤语方言和九声六调的音韵，也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注音地名和注音食品名，使岭南大地的语言和风俗文化独具丰采。”
明清经济史学者、佛山史专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顾问罗一星讲述顺德“大良”的方言出处。
粤语的形成有一个长期过程，先秦时期，岭南绝大部分的土著就是古越人。所谓百越，包括了瓯越、骆越、乌浒、蛮峒、土人、僚人、路人（僚的同音异写）。古越人讲泰僮语。古代广东其实就是僮语区，直到今日还留下大量的僮语地名。
岭南地区的“大良”“良村”“良洞”“良田”“上良”“地良”等地名，都有“良”字，按照现代汉语字面解释，乃是良善美好之意。“这样解释只是望文生义，原意并非如此，上世纪的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一生研究东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他将泰语主要语言小泰的120个常用字，与广西通用僮语比较，发现有107个字完全一样。可以说是同源语系，如今粤语不再称黄色为‘良（leung）’，而泰语则仍然称黄色为‘良（leung）’。顺德‘大良’，就是古越语的遗存。”罗一星谈到。
据罗一星介绍，岭南土人以颜色分族，历史久远的有黄、白、黑、红四族。黄僮是势力最大、开化最早的僮人，被称为僚良人（lao leung），陆梁、骆龙等都为此意。“大良”即为其中一支。
在僮语中，“大”指“地”，“良”指“黄族”。“大良”是“黄族土人的住地”（倒装结构）。粤语的“大良（daai leung）”，是僮语“黄族土人的住地”的注音词。
明朝南海人邝露的《赤雅》曾写道：“僚之有侗，犹僮之有大良也。”邝露称赞大良族（即黄僮族）“有户口版籍，较民更淳，喜输赋税。同类有无相资，一无所吝”的优良品质。徐松石先生也认为“大良一种，乃赤雅所记最有趣致的僮人”。
据了解，两广地区名为“大良”地名甚多。顺德有大良，广宁有大良村和大良水，广西来宾有大良，都安、罗城及融县均有大良。“这些大良地名，亦有‘地梁’的称谓。在一些粤语地区，‘大’和‘地’同一发音。
泰国的‘泰’字，也脱胎于岭南地名的‘大’字。顺德大良，即是“泰良”，亦即僮语中的“黄族地”之义。经过年代的洗礼，许多原称“大良”的地名，后来只留下一个“良”字的，例如南海良村、顺德良村、三水良冈、鹤山良庚村等，早先都曾是黄僮分布之地。
清代文人用“虫”字偏旁为“虫崩䖢”造字
“虫崩䖢”（“Beng sha”）一词，也来源于古越人称蝴蝶的发音。罗一星谈到：“这种发音通过口口相传、保留下来，存在时间很长，但没有形成文字；到了清代，一种名叫‘Beng sha’、状如蝴蝶的传统食品大受欢迎，于是清代文人为这种食品造字，用“虫”字做偏旁部首造了两个字，于是有了‘虫崩䖢’二字。”
明清经济史学者、佛山史专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顾问罗一星讲述佛山美食大良“虫崩䖢”的方言出处。
大良虫崩䖢。 （资料图片）
罗一星谈到，在广州也有类似的传统食品，粤语叫“蝴蝶酥”（“Wu dip sou”）。这是一种油炸的蝴蝶形状面点，制作者还在面点上加点颜色，香酥咸脆，成为孩子们喜爱吃的零食。广州人以形赋名，直接叫“蝴蝶酥”。然后在顺德，以音赋名，保留了僮人呼蝴蝶为“Beng sha”的古音叫法。
今年初，岭南文史专家陈忠烈老师曾对此做过研究，他考察了壮族、瑶族地区，并收录了壮族人和瑶族人对蝴蝶的发音。发现当地人讲蝴蝶的发音与“虫崩䖢”（“Beng sha”）的发音非常接近。
因此，在罗一星看来，“大良”和“虫崩䖢”这两个方言，不仅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珍贵地名和一个传统美食，也留下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
学者介绍：
罗一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明清经济史学者、佛山史专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顾问，曾任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论文《明清佛山冶铁业初探》见解独到，刊发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1989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1994年，他出版了学术生涯第一本专著《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本书成为后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明清史的必读书目。从此，佛山镇历史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佛山历史文化研究，出版研究佛山历史书籍5本；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关于佛山历史的学术论文30余篇；提出“明清广佛周期说”“清代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等学术观点。参与《中国通史》和《清代全史》中《天下四大镇》的编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是《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主要编撰者之一。著有《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帝国铁都：1127—1900年的佛山》，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共冶一炉，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束维
图、视频/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皓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