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新型城镇化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两新”指的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城市化建设。实际上，新型城镇化战略已连续实施数年，此次报告与此前提法一脉相承，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在扎实推进并加强深化中。但其中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有所侧重。如瞄准区域有的放矢，强调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带动作用。那么，新型城镇化建设到底“新”在哪？“两新”之间又有何联系？城乡融合发展如何推进？想要了解这些问题，那就不能错过本期参考！
从投资、消费、出口中国经济三大传统动能来看，2019年对GDP 贡献最大的是消费，但受疫情影响，2020年与2021年最大贡献无疑是投资。2021年后，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消费将重回第一拉动力的角色。这是我们把握和认识近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基本方程。新基建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外，大多需要消费协同支撑，这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明显背离。以新基建为首要拉动力的纾困逻辑，很难支撑起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艰难时刻。
从新基建本身优势和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来看，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体系性支撑，让新基建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赋能。以新型城镇化为物理空间上的引领布局，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的同步并向发展，应成为短期内应对经济社会困难，长期促进经济升级换代的最优路径。以新型城镇化为新基建体系性支撑，需要牢牢把握以下三大重点：
一是明确城市圈为新型城镇化重点。中国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的进程还远未结束。以核心城市圈为重点，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解决新基建对农民工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的难题，且有了就业做支撑的中国经济，还可以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并向驱动。都市圈虽是最大的投资机会，但切忌一哄而上，而应按照财政可承受能力，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都市圈率先启动，再逐步向其他都市圈和城市群拓展。
二是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基建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并非简单的扩大需求、调整产业和人口布局。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从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建筑到各类产业发展，都应将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可再生能源等新基建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在资金筹措上，可采取绿色融资办法，推动绿色发展主要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向企业和个人的日常经济行为转变。
三是在新型城镇化中增强社会投资动能。新基建具有非常强的政府投资属性，而新型城镇化这种物理属性的建设，天然容易吸引社会民间资本参与。有新型城镇化做牵引和体系化支撑，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项目的彼此深度嵌入，形成社会投资高潮。（石文先 全国政协委员）
当前形势下，稳就业与稳民生需要较大体量的“主动”财政扩张，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可在短时间内承载较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在疫情的冲击下，若要保今年下半年全国GDP增速回升，则需要财政赤字“主动扩张”。主动财政扩张虽然在纾困、促销费、减税降费等领域都有空间，但加强政府主导的投资可能仍是达到以财政扩大内需的必要选项。
从长远的角度看，推进户籍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建设是消费和产业进一步升级的必要基础。虽然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近6成，但户籍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均远低于这一水平，真正意义上享受“大都市”生活水平的人口比例仍不高。户籍城市化及现代都市圈发展滞后，且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均对实现消费扩容、产业升级、及生产力提升等长期目标形成制约。
从中长期看，加快户籍城市化有利于提升总体居民财富增长、提高城市生活质量、释放消费潜能。同时，优化劳动力资源分配、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促进连续就业，从而有效推升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国际上的相关经验，打造更多高级别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有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催生产业集群和分层，加快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迭代升级，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有效缓解城镇化过程中房价、生活成本快速攀升等“大都市病”。
切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所需的户籍、土地、社保和财税体制改革，在当前环境下更有紧迫感。在促内需的短期目标之外，近年中国劳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人口加速老龄化，全要素增长率结构性下降，且外需增长结构性放缓，亟需完善供应链、扩大内需匹配中国制造业产能——这些中期挑战凸显了加快关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
制度建设之外，补齐相关基础设施的短板对于要素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一些基础设施存量已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仍有较大投资及升级的空间——基建投资应从提高城市群通勤能力，实质扩张核心城市承载力，以及防治“大城市病”等方面进行规划设计，具体包括城镇轨道交通、旧区改造、政府补贴住房，环保及清洁能源，水利设施，油气管廊，医疗、教育、文体、养老设施等领域。（易峘 袁越 周彭 原题《为何推动新型城镇化是长短皆宜的政策必选项？》，有删改）
“两新一重”下，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
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的迫切需求。
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就在于增强城市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接纳和包容，实现就近就地的就业、安居、入学和就医。长期以来，农民工就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季节性迁徙。同其第一代农民工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适应城市生活，也更期望在城市安家落户。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意味着让那些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们可以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
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意味着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通过加装电梯和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提升城镇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在建设新家园和吸纳新市民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老城区、老旧小区和既有市民，使他们可以同样受惠于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带来的普惠收益。
就“两新一重”的内涵和关联来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投资未来和抢占先机，既服务和保障疫情防控，又使中国能够在未来占据科技领先和经济前沿。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为了实现人的城镇化，让城市的居民和新市民都能受惠于新型城镇化的软硬件设施优化，特别是新基建和重大工程建设。（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题《政府工作报告新词“两新一重”：新在哪里、重在哪里？》，有删改）
此次疫情让人们习惯和接受了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购物等线上模式，这为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住房、水电、燃气等业务与民生联系紧、关联高，可进行线上购买、线下服务，通过开展“主业+多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精准服务，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线上经济”的新业态发展。
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已是互联网大国，数字化进程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的数字化建设，许多信息科技已经大量地应用到城乡生活的诸多领域，绿色住宅、智能家居、ETC车库管理、智能小区建设、智慧社区区块链建设、建材家居平台、建材家居区块链、建材家居指数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将数字化的技术、管理、文化、理念等广泛应用到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等多个方面，推动人们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化治理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期。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数字化深入到城市管理、社区管理、产业管理、政府管理等多层次多领域，形成传统管理向现代精细化管理转变。本次疫情是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评测，让城市的宏观决策和街道、社区的微观精细治理以及城市大脑的衍生产品得以沉淀。各地对疫情的治理模式和数字化理解的应用模式，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
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已经展现出独特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次抗击疫情期间，人们不仅看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许多传统产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克服空间障碍来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也看到了数字技术具有的广阔应用前景。
但是，发展形势好并不等于发展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许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到更加开放、协同、共享的数字化建设，才能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应。未来，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上加速应用实施，也将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种应用场景层出不穷。数字经济必将成为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陈宇 原题《疫情之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有删改）
农村的城市化，需要关注农民的城市化。其关键点有三：一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中国约有70%的农村家庭实行该生产模式，理解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理解农民行为、心理和农村政策的基础。二是农民进城的不同阶段。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还乡。但自2011年起至今，农民进城更多的是为了在城市体面安居。务工收入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不仅减少了向乡村的回流，农业积蓄也向城市反流，以应付购房等开支。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其等死，不如找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获得平均收入但无法致富，从而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因此激发了农民通过返乡创业来获取基于高风险的高额利益回报的强烈动机，其对于其他投机行业的热情与此逻辑一致。
所以，中国城市化道路，需要辩证看待城乡发展。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与农村保持相对稳定、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渐变而稳健的道路，是中国必须选择的城市化道路。在农村发展、乡村治理和规划上，政府和学者应相信农民，相信农业理性。
小农经济、加工制造、产业升级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三个轮子。小农经济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条件，从而为其提供了保底和退路，但中国发展的全部关键和重点当前仍是中国创造。农村稳定，才能使制造业保持竞争力，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与时间。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发挥作用。也正是一个稳定的农村，为中国应对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广阔的决策空间，也就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突围提供了基础条件。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来源|《新京报》、《人民政协报》、《第一财经》、《中国建设新闻报》，“中金点金”、“群学书院”微信公众号等。
文字|林润栋综合整理
编辑|何欣鸿
